【逃犯條例】李家超硬上弓　愧對一國兩制

政府的《逃犯條例》修訂建議引來廣泛反對，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周三（3月13日）回應傳媒提問時，仍然對質疑之聲聽之藐藐，只如錄音機般重覆站不住腳的論點，既未能平息社會疑慮，亦漠視政府守護一國兩制的責任。

簡單而言，反對政府修訂《逃犯條例》的意見，立足於三個論點。第一是內地政府可巧立名目，以符合條例的罪名提出移交請求，但政治檢控為實。對此，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周三重申，政治犯或沒有觸犯香港刑事罪行的人士都不會被移交，單憑幾句「我剛才也說過」，顯然未能回應「巧立名目論」。

「一次性」機制單單不適用於中台

第二，由於修例的爭議不小，政府應先處理台灣殺人案，其後再從長計議，與立法會商討如何修訂《逃犯條例》。就此，李家超表示他不只要解決一宗案件，而是目前香港只與20個司法管轄區有移交協議，此20地區以外的逃犯「制度上不容許我處理」。

然而，李家超的說法是不符事實的，因為《逃犯條例》容許政府與未達成協議的地區，以個別形式安排移交。這一點，保安局上個月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中，亦清楚指出目前能夠「以一次性『個案方式』」處理。舉例而言，非洲某個與香港沒有協議的國家，可以就特定案件、指定逃犯，請求香港政府移交。

李家超或許會辯稱，目前的「一次性」安排美中不足，可能會令疑犯有潛逃機會。然而，法律界人士早已指出，只要簡單地賦予警方臨時扣留權，已可完善這個「一次性」機制。故此，無論如何辯解，李家超周三的說法都是不負責任的，為了修例而誤導大眾，誇大目前制度的缺點。

香港社會對內地法制有保留

而且事實上，目前的《逃犯條例》並非如政府所言那麼不堪。在過去22年以來，《逃犯條例》將香港以外中國地區剔除在外，杜絕了向中國移交逃犯而可能面對的人權難題，有份促成一國兩制的順利落實。而這正是反對者的第三個論點。

正如「01觀點」早前指出，目前《逃犯條例》的把關機制並不涉及請求方的司法制度，例如疑犯的辯護權利、刑事罪行中的無罪假定等，法院都不會審視。所以，行政長官只要同意內地政府的請求，將疑犯移交中方，就可能令他失去原本獲《基本法》保障的公平審訊權利。

在這一個月以來的討論中，內地法制尚未健全這一點，可謂「房間裏的大象」。縱然泛民不時拿來批評，但政府官員和商界領袖礙於政治正確，都只能對此心照不宣。舉例而言，自由黨黨魁鍾國斌不敢承認不信任內地法律，但謂「我只可以說是不認識，或是有差異」。所謂「不認識」、「有差異」，歸根究柢，也折射出香港以至國際社會對中國內地法制的保留。

這種保留，部分可能出於偏見，在盲目否定內地法制。但另一方面，部分的保留也是因了解而保留，難言沒有根據。近日兩會期間，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江必新也再次強調，中國法院必須落實罪行法定、疑罪從無、證據裁判等原則，也側面折射出內地法制改革之路，尚未完成。

一國兩制須守護

若然現時中國的法制尚待改進，那更何況二十多年前、草擬《逃犯條例》之時？當時，外國政府多不信任中國法制，甚至不敢與之引渡疑犯。在1996年，英國政府引渡貪污逃犯袁朗達到香港，也考慮當事人會否被再移交到中國內地，間接令他失去公平審訊的權利。由此可見，《逃犯條例》不適用於中國內地，方給予外國政府信心，願與香港互引逃犯。2005年，時任律政司司長黃仁龍亦提及，移交香港的逃犯沒有被送回內地，有助一國兩制落實，香港的法律制「雖然跟內地不同，這個制度在新的憲法秩序之下仍然得以全面保存」。

不知是健忘，還是其他政治原因，現屆政府竟然完全漠視《逃犯條例》的設計原意，誇張失真地抹黑現行安排，而不顧及一國兩制下保存香港法治優勢的重責。若然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的說法屬實，修例建議並非中央政府提出，那麼林鄭政府為何要一意孤行，而非從善如流，在處理台灣案後再與立法會從長計議？這個問題，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及特首林鄭月娥，都須向香港社會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