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蔭權刑滿重獲自由　政府何時重建社會對法治的信心？

前特首曾蔭權周二（1月15日）刑滿獲釋，彰顯了香港社會的法治特色：「超然」如特首亦不可能在法律之上。
近年來「司法獨立已死」、「法治已死」的批評，不無民粹意味，大多數對法庭的質疑均非理性。但不容爭論的是，香港法治近年屢受批評，社會大眾有感這核心價值日漸褪色。對此，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有責任重建市民對法治的信心。

曾蔭權在2010年至2012年任行政長官期間，沒有申報與雄濤股東黃楚標的租賃關係，亦沒有申報受勳設計師何周禮為其單位室內設計。這是否觸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由控辯雙方在庭上闡釋、法官依法理引導、陪審團作出獨立判斷。

曾蔭權罪成後服刑，但同時提出上訴。即使他當時明知趕不及在刑滿前有結果，仍然希望法庭釐清數個法律問題，包括公職人員若不知悉相關行為違法，是否仍構成行為失當罪等。這除了關乎他個人榮辱，亦可望透過案例令法律原則更加清晰。

然而，曾蔭權案及政壇近日風波反映出三個隱憂，是政府必須正視的。

防賄條例　林鄭零進展

第一，在於《防止賄賂條例》的局限。《防止賄賂條例》第3條，即公職人員收取報酬的規範，並不適用於行政長官。這個刑不上特首的問題，早在2012年李國能檢討報告中說得清楚，並認為正因為特首是「公僕之首」，第3條應該擴大適用範圍至涵蓋行政長官。

正如「01觀點」曾經指出，檢討報告距今逾六年，政府當局仍未修訂《防止賄賂條例》，林鄭月娥只在施政報告中指出「盡快解決相關的憲制及法律問題」，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則一再重覆「憲制地位特別」之說，令外界懷疑他們無心修例。

在曾蔭權獲釋前，《香港01》向行政署查詢修例進展，當局竟重彈老調，稱修例涉及行政長官的憲制地位，須通盤考慮、審慎研究，希望盡快解決問題云云。既沒有進展或時間表，亦未能合理解釋為何一再拖延，難為社會接受。

律政司自毀檢控原則？

第二，眾所周知，律政司在2015年10月決定起訴曾蔭權時，曾向海外御用大律師取得獨立法律意見，避免予人偏袒的觀感為律政司向來謹守的原則。但這個原則以至律政司的獨立形象，目前正受到動搖。

前特首梁振英從澳洲企業UGL收取報酬，上月12日律政司宣布不作檢控，雖經廉政公署詳細調查，但作決定前並沒有徵詢獨立大律師的意見。律政司司長鄭若驊面對傳媒質詢時，甚至表示「除非案件涉及律政司的同事，我們才會外判」，與律政司向來的「案件性質敏感」原則有重大出入。

律政司司長作為刑事檢控決定的最高負責人，對於當局是否優待梁振英、律政司是否放寬了諮詢慣例等問題，鄭若驊至今未能給予社會有說服力的解釋，表現令人失望。

更重要的是，律政司司長不只代表政府部門，更有責任維護公眾利益、推廣法治。鄭若驊周一（1月14日）出席法律年度開幕禮致詞時，第一句即明言「律政司捍衞法治不遺餘力」，難免招來眾議。

社會對律政司的信心危機

這關乎香港法治的第三個隱憂——社會對法治的信心。法治作為社會規範，必須為社會上大多數人的共識，由大眾認同以至維護。若然社會對法治及司法制度失去信心，不管律政司、特首或終審法院法官如何重申法治之重要，亦不足以補救。而不幸的是，香港已出現這個信心危機的苗頭。

回看1997年以來，律政司曾經失信於人，特別是1998年胡仙案中，時任司長梁愛詩被指偏袒星島集團主席兼大股東胡仙。但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社會對於法治的評價在2005年後維持在一定高水平，時間上與律政司易主黃仁龍相符。至近年的兩任司長袁國強和鄭若驊，社會評價反覆下跌。至於鄭若驊的個人民望亦創歷任司長新低，淨值負48個百分點。截至去年10月，法治評價在6.21的低水平，只怕經過梁振英UGL案後，情況將會更壞。

在中短期內，香港除了會有佔中案的裁決及可能的上訴後續，還有涉及釋法機制的一地兩檢案可能的上訴，甚至是同性婚姻等燙手山芋。若果鄭若驊未能牽頭重建社會對法治的信心，除了會賠上律政司的形象外，更會令香港社會在爭拗中失去方寸，無益於前行。正如一句老話，「公義必須在眾人面前得到彰顯」，這是鄭若驊在餘下任期的最重要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