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仔時薪54.7元毫不過分　勿誇大漣漪效應　政府應身先士卒

民間團體樂施會日前倡議推出「生活工資」，每小時54.7元，並促請香港政府及有能力的僱主帶頭落實。逾五十元的時薪看似叫價頗高，但換算成一人住戶月薪，也只是1.1萬元，這足以揭穿官方最低工資時薪34.5元是何等脫節。
事實上，大部分基層員工時薪已追近生活工資，只要工資調升按部就班，對企業開支的影響有限。再者，商界也會受惠於消費增加，故實不應渲染落實生活工資的反效果。

54.7元時薪非洪水猛獸　只是最低工資太低

生活工資的最重要意義，是工資足以保障基本的生活水平，讓僱員養活家庭，其標準較最低工資高。樂施會倡議生活工資多年，日前公布《香港生活工資研究報告》，定出工資金額為每小時54.7元。研究團隊在2017年11月至2018年1月調查了在職人士及家庭成員的日常開支，再參考統計處住戶開支統計調查和人口普查之中，食物、住屋、其他必須開支的細項，估算一人及三人在職家庭的每月基本生活開支，分別為11,021元及20,448元，再將之轉為時薪，定出生活工資額。假設一名全職工作者每月工作26日，每日工作八小時，平均時薪為53元，三人在職家庭的平均時薪則為56.5元，兩數平均得出54.7元。

生活工資時薪逾五十元，貌似嚇人——即使法定最低工資在2019年5月調升後，時薪為37.5元，生活工資仍是最低工資的1.46倍（「01倡議」主張提升最低工資至每小時70元，相信更「嚇人」）。然而，正如上段所說，若改用月薪表達，生活工資金額其實毫不誇張。大眾有此錯覺，只是因為最低工資實在太低，加上部分商界也對以最低工資，即月薪9,000元聘請基層員工，才令人「習以為常」，卻沒有考慮這樣的薪水根本難以過活，努力工作亦不能脫貧。

更可悲的是，領取最低工資的員工，相當部分是政府外判工人，提供潔淨、保安、廢物收集等服務。細看數字，有約萬位外判工領取最低工資時薪，佔3.73萬名政府外判非技術員工近三成，另外也有七成半外判工時薪不多於36.5元。可以說，生活工資是法定最低工資的照妖鏡，也是政府的照妖鏡。

勿誇大漣漪效應　目標可分段落實

當然，在僱主眼中，企業成本愈少愈好，對於勞力密集的行業，加薪會攤薄利潤，也會引發漣漪效應，拉高中層員工薪酬，甚至令生意虧蝕。代表紡織及製衣界功能界別的立法會議員鍾國斌，在接受媒體訪問時直言生活工資不切實際，企業會把額外成本轉嫁消費者，香港經濟也承受不起；他特別憂慮經濟前景不明，令員工得不償失。

不過，自從最低工資實施後，所謂的漣漪效應有多大？的確，在2011年，政府落實28元時薪最低工資後，基層員工薪金明顯上升，連帶上級的薪金也上升，但其後最低工資每兩年增加一次，現時為34.5元，增幅為23.2%，跟同期通脹相若，漣漪效應逐漸轉淡。

再者，根據統計處調查，在2017年中，每小時工資不足40元的僱員（不包括政府僱員）只有約29萬人，佔全部僱員不足一成。而且，觀乎現時不少大型連鎖食肆和零售店舖聘請員工時，時薪也達四、五十元，換言之，市場工資早以超越最低工資，貼近生活工資水平。僱主不應誇大生活工資及市場工資的差距。

可以預期，落實生活工資會否再次出現漣漪效應，關鍵在於落實步伐。假若生活工資是全港立法兼且一步到位，最底層員工的薪金抽升，中低層僱員的薪金有機會被再次拉高。不過，假若政府分期落實政策，並先由政府僱員及大型企業先行，增薪影響相信會較溫和。

不應怪罪商界壓低支出　關鍵是政府替僱員把關

不少僱主擔憂在經濟欠佳之際，提出生活工資不是時候。這種想法看似關顧員工，顧全大局，實為維護利益而已。擔憂逆境將至的論調，不論經濟好壞也會出現。在市場經濟這個遊戲規則下，企業謀取最大利益，遊說政府和民間不去削減商界盈利，不足為奇。如果政府和民間任何時候也遵從商界意思，那麼，諸如規管工時、工資、徵稅、集體談判權等有益民間的政策永遠也不能推進，僱員無從分享經濟生產的成果。與其憂心未來，不如政府趁本地經濟仍然保持增長，大力提振工資，以助僱員積穀防飢，平衡僱主僱員地位。

受惠於最低工資，基層勞工的薪酬過去幾年顯著上升，但遠遠追不上物價，普羅大眾生活沒有實質改善。這反映最低工資落後形勢，而生活工資正好是參考目標。觀乎勞工顧問委員會檢討最低工資也經歷多番折騰，立法落實生活工資勢必曠日持久。政府應先從直接、合約及外判僱員着手，做好榜樣，吸引企業參加，合力改善勞工市場，還打工仔體面工資，體面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