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致光應體諒基層勞工苦況　盡力推動提高最低工資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在其網誌指，每當談到法定最低工資，就會有人找他「算帳」。姑勿論來算帳的人，是言之有物還是無的放矢，羅致光應該明白，市民之所以會對最低工資偏低的議題念念不忘，更記着他說的每句說話，是因為普羅大眾確實深受入不敷支之苦，希望決策官員改錯守是。局長作為父母官也好、公僕也好，應認真聆聽市民的意見，協助他們解決問題，展現多點體恤而不是單純以高姿態放言反駁。

可惜的是，要求政府官員盡責助民，在香港似乎也變成一種奢侈。每當社會要求顯著提高最低工資至合理水平時，政府往往未能放下加最低工資會影響營商環境的成見，又或未敢於直接挑戰商界的既得利益藩籬，因而進退失據。羅致光在這篇網誌中所反映的思想，也是這種舊套路。

整篇文章最核心的爭論，是通脹與最低工資升幅的比較問題。羅致光強調，最低工資在過去 7 年的升幅，其實高於通脹。以通脹率為由，要求政府大幅增加最低工資，確實有問題。但羅致光自己也談到「通脹對不同基層巿民的影響及感覺會有不同，例如租住私樓的基層巿民受到加租的影響較大，食物價格的升幅對基層巿民的感覺亦會較強烈」，現實是基層市民在未有最低工資時，薪津確實是過低，後來的升幅就算「跑贏」通脹，也未能令他們的可支配收入提高至可以應付生活開支的水平。簡單說，升幅孰高孰低，只是極其次要的問題，基層收入是否朝不保夕，才是關鍵。在市民訴求中挑毛病，可以說是不必要的，思考如何透過提高最低工資，保障市民在一次分配中獲得合理回報，紓緩他們的生活困窘，才是勞福局長應該想的問題。

事實上，關於通脹與工資水平關係，更多的勞工團體談到的是「生活工資」，當中反映的基層入不敷支，實實在在是羅致光需要回應的問題。拿着部分勞工團體錯引數據，並指「扣除通脹後實質升幅達到23.3%。由此可見，最低薪僱員的收入有實質的顯著改善」，而近乎完全不提現時最低工資不能為市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事實，實在難孚眾望。我們大概只能借用羅局長的話，說句「（這）便有些取巧了」。

到底領最低工資的僱員，能否在香港有尊嚴地生活，而不只是單單地求生存，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謂人所共知，爭論是沒有意思的——作為決策者的，好好對着鏡子，捫心自問就好了。工資水平以外，羅致光關於最低工資水平的立論，同樣教人憂慮。

直接引述局長的說法：「確保最低工資水平在防止工資過低的同時，不會導致低薪職位流失和損害香港的經濟發展及競爭力」——這句話說，着實使人不安：是否在憂慮職位流失及影響競爭力的情況下，港府是可以容許最低工資過低？維護香港競爭力，與確保勞工在一次分配時受合理保障，兩者本不可偏廢。觀乎香港現況，政策已向商界相當傾斜，勞工權益的保障就相對缺乏。政府提高最低工資，商界還是有足夠的力量、空間善加應變，但政府不提高最低工資，基層工人在商界面前，就沒有什麼議價能力可言。

到頭來我們只須問一句，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到底是要在保護商界發展的同時，竭力扶助貧困階層，還是因為擔心可能影響商界，就要「未雨綢繆」地犧牲草根市民的利益？

再者，政府在保障職位方面，也應該改變守舊思維，謀求以攻代守。政府憂慮增加最低工資，會令低薪職位流失，頗為杞人憂天——只要經濟健康發展，就算政府急速修正基層勞工薪津過低的缺失，也不會導致職位顯著流失，這是一再經歷市場驗證的事實，商界要堅持爭論，只會突顯己方醜陋的一面，加深社會上部分不甚健康的仇富心態。政府要為商界爭論，更是不必要，不必要，不必要的多餘之舉。

再者，隨着經濟轉型或升級，部分低薪、低技術工種流失也是勢所難免的，就算最低工資不提高，這也是政府必須面對的挑戰。在轉型過程中，政府更應思考如何提升基層員工的技能，為他們尋找更優質、高薪的工作。無論如何說也好，若然政府為了保護低薪工作機會，而不積極修正草根勞工薪津過低的施政缺失，難說不是本末倒置。

政府或商界在談到顯著提升最低工資水平的時候，常常會令人覺得他們會要求小市民「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其結果難免會引起基層市民或勞工權益組織的不滿。事實上，香港現時貧富懸殊嚴重，貧富階層的發言權力嚴重不對稱，縱使民主黨尹兆堅、工聯會鄧家彪等現任、前任議員竭力在議會內外為社會抱不平，但香港城市整體發展的極不均衡難以因此而有根本性的變化。若然在其位、掌決策的人，不能以保障市民生活質素為念，適當以政策引導市場，那基層就難以指望任何人了。

羅致光網誌原文

最低工資真的「跑輸」通脹？
2018年5月13日

前言

每談到法定最低工資，不少人都會和我算舊帳，指我於1999年在民主黨內部討論時的兩篇文件中，表達反對設立法定最低工資。由於那兩份文件，我放在設於香港大學的個人網頁中，所以亦有教師用作有關法定最低工資的通識教材。當然，和我算舊帳的朋友，沒有理會在2010年7月當民主黨在立法會投票支持立法設立最低工資時，我是民主黨的政策委員會主席，我是支持民主黨投贊成票的。甚麼改變了我的立場？1999年的文章已有伏筆：「若以那些影響輕微或甚至有良好的（最低工資）研究條件來看，要在香港設立最低工資，便應在失業率甚低，而且在持續下降的時候，將最低工資定在實際最低工資之上。」

時移勢易，重點是該十多年間勞工巿場的兩大變化。一是於80年代，香港流失了約150萬個製造業職位，導致基層勞工人手在服務行業中出現過剩，更令基層員工薪酬長期停滯不前；但到21世紀開始，早年由製造業流入服務行業的基層勞工人口陸續退休，到2010年，不少基層工種開始出現人手緊張。二是於1999年，香港失業率為6.2%，較1998年的4.7%惡化；而香港的失業率由2009年的5.3%降至2010年的4.3%，明顯地向好發展；至2011年更降至3.4%。

增加最低工資的訴求

5月1日是一年一度的勞動節，而今年適逢是最低工資在港實行了七周年的日子。多個勞工團體都趁着勞動節，向政府表達訴求，爭取不同的勞工權益。當中，有團體就着最低工資這個議題，批評最低工資未能追上通脹，故此要求大幅提高最低工資的水平。

最低工資與通脹

那麼到底最低工資，在過往的多次調整後，是否真的落後於通脹呢？

在2011年5月至2017年5月期間，基本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累計升幅為20.4% 1，而最低工資水平則由28元調升23.2%至34.5元。換句話說，法定最低工資的增幅稍為超越通脹。當然，上述是統計數字，通脹對不同基層巿民的影響及感覺會有不同，例如租住私樓的基層巿民受到加租的影響較大，食物價格的升幅對基層巿民的感覺亦會較強烈。

有人會說，法定最低工資兩年才加一次，下次到2019年5月，未加之前，不是滯後於通脹嗎？這個便是分析的問題，若要比較下次增加法定最低工資前的工資與通脹，便應用2019年4月的工資與通脹，比較2013年4月的工資與通脹，更可以比較2011年4月（即實施法定最低工資前）的工資與通脹。用2019年4月的工資與通脹，比較2011年5月的工資與通脹，便有些取巧了。

最低工資與低薪僱員收入

說到2011年5月實施法定最低工資之前的情況，2011年第一季清潔工每月平均收入為5,890元，到2017年第四季每月平均已升至9,148元，即增幅達55.3%。另一個數字，更反映近數年基層勞工薪酬的改善。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數據，在2017年12月至2018年2月，低薪（即最低「十等分」組別）全職僱員 2的平均每月就業收入，較最低工資實施前的季度（2011年2月至4月）上升了55.8%，在扣除通脹後實質升幅達到23.3%。由此可見，最低薪僱員的收入有實質的顯著改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根據政府數據分析，賺取最低工資的勞工佔所有僱員的百分比有所減少，由2011年5月至6月的6.4%，下降至2013年5月至6月的3.4%，2015年5月至6月的1.4%，以及至2017年5月至6月的0.9%。上述數據反映，在基層勞動人口步入退休潮，人力供應日漸緊張及理想的就業市場情況下，不少較低薪僱員的工資獲得顯著改善，甚至已超越法定最低工資水平。

最低工資對本港就業市場、社會、經濟（包括中小企的承受能力）、通脹、生產力、競爭力、工資水平等多方面均可能有影響。故此，最低工資委員會就最低工資水平進行檢討，須按以數據為依歸的原則參考「一系列指標」的數據及其他調查的資料，並考慮其他未能完全量化的相關因素，以確保最低工資水平在防止工資過低的同時，不會導致低薪職位流失和損害香港的經濟發展及競爭力。

最低工資委員會的諮詢工作

我亦藉此呼籲大家，積極參與檢討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公眾諮詢，並在本月二十日前，透過委員會網頁的電子表格（www.mwc.org.hk）、傳真（2110 3518）、電郵（mwc@labour.gov.hk ），或郵寄（中環統一碼頭道38號海港政府大樓一樓最低工資委員會），向委員會提出意見。

完

1 撇除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的影響

2 撇除最低工資所不適用的政府僱員及留宿家庭傭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