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觀點】性侵受害者電視作供減二次傷害　充權之路漫漫

立法會昨日（4月11日）三讀通過修訂《刑事訴訟程序條例》及《電視直播聯繫及錄影紀錄證據規則》，將賦予法庭酌情決定權，准許性罪行的申訴人藉電視直播方式作供，令性暴力受害人繼兒童、精神缺陷人士及受恐懼的證人之後，成為第四種被特列出的人群。此舉可減少申訴人作供時承受的公眾壓力和二次傷害，是司法程序一個進步，也是婦女界團體多年來爭取的成果。
針對性侵受害者的執法和司法程序，仍有很多觀念、措施需要改善，有關方面應再接再厲，繼續為受害者爭取足夠保障。長遠來說，社會應進一步討論如何透過教育、改變文化及政策等，以防備及更有效地處理性侵犯和性騷擾問題。

由於性侵案件一般缺乏目擊證人及物證，因此受害人的供詞往往成為法庭上唯一及需被反覆盤問的證據，而受害人在法庭上需要面對審判人員、公眾、記者等，在眾目睽睽下述說被侵犯經歷，往往承受巨大的心理壓力。

有受害者指出，出庭作供的經歷猶如被二次侵犯。過往傳媒報道，不少受害者因無法承受壓力、情緒波動或感到受辱，而無法作供或在庭上崩潰，亦有受害者因懼怕上庭而放棄起訴及上訴的權利。這是制度缺陷未能為申訴人提供法律保障而造成不公。

此前，性侵受害人可在上庭前申請屏風，出庭時在屏風後作供，以減輕被注視、審視的焦慮和壓力，但這更像是一種過渡措施。因為在受害者使用屏風之前，仍需經過公眾地方才能進入法庭，香港一些法院沒有「特別通道」，不能徹底保障受害人。此外，屏風只是讓旁聽者看不到受害人，但被告和律師都可以見到受害者的樣子，受害者不得不頂住心中恐懼及壓力來面對被告。

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曾接受訪問，指爭取屏風與電視直播作供是一個問題的兩條路線。電視直播較屏風的優勝之處是讓受害者在另一房間作供，不需直接面對公眾及被告，也解決了沒有「特別通道」的問題。法庭人士通過電視直播仍能看到受害者及提出盤問，並不影響公平審訊。

因此，是次修訂法例堪稱進步，不過也不應忘記，這是有關團體爭取多年的結果。遲至2016年，政府才修定《實務指示》，規定律師必須就性罪行案件向法官提交任何使用屏障的要求，不過就並未成為硬性規定，能否申請成功取決於法官酌情。是次有關電視直播的法例修訂歷時四年，可見法庭對性侵受害者保障不足的問題存在已久，但權益得來不易，是一條漫漫長路。

公眾更需留意的是，電視直播並不是保障性侵受害者的終點。性侵受害者從錄口供開始，到律政署決定起訴、等待出庭、再到法庭審理，種種執法與司法關卡都是考驗，每個關卡都存在不足。香港遵從聯合國建議，社會福利署於2007年為性暴力個案推出「一站式」服務，促公營醫院按要求安排私密地方驗傷、治療、接受警察詢問等服務，但香港的「一站式」服務並不到位。

總括而言，為性侵受害者充權之路布滿荊棘，是次法例調整闢出一塊安全之地，但仍有不少執法、司法困難有待清理。性侵背後涉及對性及性行為的認識、教育，整個社會也需形成正確論述性、對性侵受害者友好的氛圍才能助受害者發聲。認識制度和文化對性侵受害者的傷害，才能找到正確的改革方向。制度上的改革應更充分保障受害者，社會亦應進一步透過教育讓公眾有更多同理心，了解性侵受害者的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