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觀點】迷信大數據　電影界恐失創意

近日，著名電影導演、監製徐克接受訪問時指出，華語電影近年缺乏創意，原因之一是投資者開戲時只看大數據，並批評華語電影工業傾向保守，電影人遇上未處理過的題材，就會慌張。徐克乃香港電影新浪潮的大旗手，對於華語電影革新功不可沒，他對影業的建言值得各方正視。影圈中人固然不需全盤否定大數據的價值，但是必須警惕其負面影響。

近年中國電影業發展蓬勃，票房收入從2003年電影產業化時的10億元到2017年已突破550億元。在550億元當中，有近300億（約54%）為國產電影票房，去年7月的國產大片《戰狼2》更錄得超過56億元的票房。電影業界有巨利可圖，自然吸引不少投資者開拍電影。隨着大數據技術發達，現時不少投資者都憑此預測市場動向，務求獲取最大利潤。

於2014年，國內電影分析平台「數太奇」（idatage）開始結合大數據和問卷調查研究觀眾口味。及至2015年，中國廣電總局開放實時票房數據平台，更為投資者提供了極為珍貴的大數據資料。此舉普遍被認為展開了中國電影的大數據時代，使中國電影業界的營銷策略更有效。現時的大片成本動輒上億元計，電影投資者為求萬無一失，使用大數據預測觀眾口味也是無可厚非，但電影業界在處理大數據時必須謹慎，否則大數據最終可能成為阻塞創意的枷鎖，扼殺了中國的電影業。

誠然，電影從來都不只是藝術品，電影與文學、畫作的分別在於其製作成本高昂，需要花上大量的人力物力。文學、畫作尚且要考慮市場因素，電影工作者對於投資者、觀眾的口味就更加不能等閒事之，也因為如此，電影作者的創作空間本來就較少，電影因而出現類型化的傾向，各片種均有不同的範式可循。但是這些類型、範式一般都是憑經驗所得，沒有大量客觀清晰的數據可考，電影作者尚保留一定的自主性。

評論者指出，隨着大數據年代來臨，無論是觀眾的觀影心理、滿意度、院線觀影行為、觀影互動、跨屏觀影行為（電腦、手機之類）、廣告接觸行為、消費行為，均能歸納成清晰可考的指標，企業的營商模式已經由B2C（business to consumer），一改成C2B（consumer to business），消費者、市場才是電影主人、創作者。

在資本、科技的高度結合下，電影容易失去創意。須知，大數據可謂無孔不入，電影人可以據此分析觀眾的細微習慣，這些數據可影響到每一個鏡頭的長短，以至電影的情節、對白、配色、橋段。電影人對大數據盲目信任，恐怕會令電影傳播的中心由作者完全轉移到市場，令電影徹底成為市場的附庸。

尤有甚者，由於影商掌握大數據，在宣傳時可以輕易、精準地投觀眾所好，電影的生態將進一步逆轉，故事完整、角色塑造、創意一一成為次要，重點反而是如何捕捉觀眾的心態，最終電影卻成為雷聲大雨點小的爛片，可謂畫虎不成反類犬。

事實上，現時大數據技術不一定是穩勝之道。亞里影業在2016年製作電影《擺渡人》，亞里自言這電影用上了「計算平台與大數據技術」、「充分挖掘消費者的需求」，然而，電影上映後劣評如潮，更有指該片打破了監製王家衛的金漆招牌。故此，在大數據技術年代，電影作者仍不能忘記技藝、創意才是電影的根本。

也許有人會搬出Netflix製作《紙牌屋》的成功先例，論證大數據可成創作鐵律。但是必須注意的，是Netflix並不完全是《紙牌屋》的原創者。追源溯本，《紙牌屋》劇本由英國保守黨政客麥可道布斯（Michael Dobbs）的小說改篇而成，並由BBC於1990年拍成迷你劇集，此劇在當時已頗受歡迎。及後再由美國獨立電影製作公司Media Rights Capita創作劇本，Neflix最終決定投資開拍該片。故此，Netflix用大數據「拍出」《紙牌屋》的說法並不成立。

無可否認，Netflix以租借影片起家，擁有大量用家數據，對一般人的觀影習慣可謂瞭如指掌。但是如果沒有精采的原著，就算擁有大數據，也難以獲得觀眾口碑。Netflix負責全球公司通訊的約里斯埃弗斯（Joris Evers）在接受《紐約時報》時曾言，公司將主權放在創作者的手中，並言不會太過干涉創作。由此觀之，大數據無疑是影視作品行銷的利器，但是影商並不能本末倒置，忘記技藝、創意的重要性。華語片影人大可從這案例吸取經驗，善用大數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