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沒有本土不本土」 徐克：導演不應該被城市框住

是屆金像獎焦點落在一眾新面孔上，另一邊廂，屢奪金像獎的資深導演徐克於上月獲頒《第11屆亞洲電影大獎》終身成就獎。徐導素以創新求變為己任，坦言未是時候「蓋棺定論」。徐克的電影成就自不待言，除了在香港，北上發展也有好成績，近年更與不同電影人合作。繞了一圈，徐導怎樣看香港的電影發展和新浪潮？回過頭來，他怎樣審視自己的作品和風格？

徐：徐克　岑：岑建勳　01：《香港01》記者

與內地的文化差距

岑：我沒記錯的話，你是最早一批香港導演到大陸拍電影，碰到什麼文化差距？有沒有適應期？

徐：有些文化界朋友說中國文化是很複雜的混合體。要接地氣了解他，是一個與當地文化接駁的過程，問題是每個時代、每個地區都在變，去適應其實是用一個最簡單的方式，描寫人在某個狀態、地域中的基本人性反應，其實很世界性。為什麼有些電影能「周圍去」呢？因為它不是談論一個特殊的環境，它是談論一個比較普及的人類問題。你走那個方向，創作來講肯定是安全。你說會不會失了某種特性？你看《老炮兒》講很多北京土話，現在很多綜藝節目，發掘一些東北文化笑料，不是不可以，但我認為創作要就每個人的特性，造就自己電影特別的地方。以技術來說，香港在行業中算是相當熟手，唯有創作上怎樣達到更多觀眾的市場。

岑：港產片進軍國內，有沒有失去港產片的特性？

徐：大陸拍戲當然有大陸規矩。有些東西肯定消失，如銀幕上不准抽煙。你看電視劇《長征》，毛澤東就叼着口煙，所有以前的相片都叼着口煙。不拍他抽煙，是不是一種失去呢？這件事不算很有爭議，但我覺得是過渡性的東西。

岑：港產片曾經相當衝擊國內一些導演的思考方式。現在最賣座的電影很多都是香港導演的，包括《捉妖記》，是陳可辛由細玩到大的同學（許誠毅），你的電影也是。你認為香港電影和導演有沒有令中國電影起變化？

徐：香港電影是一定有影響，《泰囧》、《煎餅俠》直頭好熟面口。亦有些是別樹一幟的，像賈樟柯、張元、姜文、馮小剛，看不到任何香港電影迹象。不單看不到，相信他們完全抗拒。作為創作人，尤其香港與大陸相鄰，很多事件我們有一個角度，但到了大陸我們的角度又是如何呢？在大陸可以感受更多那邊各方面的事、人、文化特質。

不應被本土所限

01：合拍片熱潮之後，香港很多人談論「本土電影」，偏好本土場景和故事。以前港產片相對沒有這種限制，例如徐導演你的電影很多都不是香港取景，但我們都會認為骨子裏是港產片，無論《倩女幽魂》、《上海之夜》或《鬼馬智多星》。你怎麼看現在愈來愈流行的本土電影現象？

徐：作為一個導演，就應該是一個導演，沒有本土不本土。導演不應該被城市框住。從德州來是不是就要拍德州本土電影呢？需要這樣界定嗎？根本香港題材不是打劫就是黑社會，不是黑社會就是警察出事，不然就是很悲情的社會現象。不是反對拍社會現象，是應該拍，但是否你對那種題材沒有興趣你就不能拍，要回去拍新藝城的喜劇呢？意大利也可以拍《末代皇帝》。

作為好導演，取材範圍比較大，處理的人類問題比較闊，但我又覺得不需要強行扮西人拍西片，很勉強。我拍一部跟你一樣的西片，何必呢？除非你找到一個他們未拍過的角度，拍給大家看看我們怎麼看西方文化。我認為導演自然會選擇一個令大家興奮、開心、投入的講故事方式。你想想，迪士尼當時畫老鼠，你可不可以只畫本土老鼠？每個人創作都有自己說不出的神奇力量，這個神奇力量正是這一行最需要的東西。

永遠抱着童真幻想去創作

岑：我好肯定單看《智取威虎山》的拍攝手法，你就算不讓我知道是徐克拍，我都知道不是中國電影，很明顯的。甚至國內題材《親愛的》，陳可辛那套，講故事的方式、節奏，都不是中國的。《中國合伙人》居然配上《Leaving on a Jet Plane》。但是在國內受歡迎，年輕觀眾都覺得好看、不抗拒。所以我個人覺得本土電影是一個偽命題，在一段時間內流行，根本沒有人能講清楚是什麼一種情緒宣洩。你說《點五步》如何本土？沒有關係的，它講1980年代一群年輕人打棒球而已，其實是一種奮鬥精神。現在大家因為那種情緒，就「安個名落去」。你可以問一問發仔（陳志發），我問他為什麼開頭、結尾有佔中環境，我怎麼幫你發行？他說那是「貪得意整落去」，「你拎走佢囉！」是發仔自己講的。香港出產那麼多導演，國內其實有很多影子。陳可辛拍的《親愛的》，如果遮掉他的名字你就當它大陸電影。當然他們有些電影我們拍不到，《烈日灼心》是很現實的警匪片，拍得很好，但是那種講故事的方式，一看就知道不是香港人拍。

岑：我經常說金像獎又是你們這群老鬼提名，沒有小朋友。現在有批所謂小朋友，《一念無明》的黃進年紀最小，曾國祥年紀也不輕了，其他那些像《樹大招風》那幾個導演年紀都不小。你們那一代是廿幾歲已經做導演、有稜角。你怎麼看香港電影未來？

徐：我們廿幾歲時也很不成熟。經常說新浪潮，浪花在哪裏？為什麼會起浪？因為電影界有空間給我。那個年代我認為很多導演都不成熟，製片、投資者、編劇等，各方面相比現在都有一段距離，都摸出來。我想過了1980年大家才對拍電影有多少認識。那時開始，我們不斷嘗試，成為現象，各有各做法。電影不是有套理論或者所謂道理教你怎麼做。電影就像音樂，反映了那個年代的意識形態、感受，或者情緒是最適合的字眼。它不一定大條道理，不是一個故事，清楚告訴你這個人講的話，就是我們要表達的主題。這是我們現在電影世界或作為觀眾不願意的，哦，原來007或者楊子榮（《智取威虎山》）或者一個偉人講的就是引導我們做人的方法。

就西方來說，就像每個星期日打開電視機看到傳教士在講道。我們永遠不會相信生活問題可以三言兩語就解決，哪怕你鼓勵我也好，都不夠說服力。你說廿幾歲又好，我們這些老鬼又好，離不開三個重點：永遠都要以很童真的角度去幻想，永遠擁有一個少年的心態對生命好奇，對很多事物第一次發生感情那陣濃烈情懷，以及成熟的講故事手法。畢生所有創作也好，反映我們現代或捉摸觀眾心態也好，就是這樣。

新導演自求我道

岑：你有沒有留意香港後生一輩的作品？

徐：有，我覺得是「好嘢嚟」。但是不要由於他們的特殊性，與市場抗爭。當然現在這些電影題材，很難在市場或大中華市場取得票房上的成功。但他們啟發了我們，電影仍然有它有力的另一面。所以我看完之後覺得「好嘢嚟」。但不要是對抗性，自由、放鬆去做。香港有很多好導演，當然還有老鬼，後生都有慢慢「蒲頭」，是好事。但我又覺得不要因為年紀而界定你們應該退休，他們就應該支持。

岑：即是不要刻意非主流。杜琪峯拍完《毒戰》跟我說：「我入不到那個世界，我不認識那個世界。拍不到，我拍出來會假。」他問我《毒戰》為什麼票房不好，我說因為你搞錯了一件事，對於國內觀眾而言，警察不是這樣的。所以也放棄了，說不懂拍。

徐：最近我見到一班年輕人，未做導演，很想做導演。因為有個活動計劃，大家聊聊。我聽過有些講法：「你被商業電影洗腦了，其實拍電影不是要商業的，一定要有作者創作內容。」我就跟他說，你選擇這條路沒有問題，但你一定要有足夠的經濟基礎。你捱窮去做這件事就不要呻窮。你沒有從市場去想，當然就無市場。電影可能拍得很好，很多電影都是事後十年、二十年大家舉個手指公，但有時我們又會無法生存，很多好導演因為沒有票房，結果無得拍。現實就是現實。

岑：這是取捨。你想想，許鞍華可以用180萬拍《天水圍的日與夜》，又可以拍《黃金時代》，是自己選擇。

徐：說來說去，每個市場與年代都有他們的苦衷與優厚條件。我作為一個老鬼，跟想入行的說：「你需要生存就需要觀眾，你就拍商業電影。」何謂商業？有人買飛入場就是商業。你不要那麼商業，只需要一部分觀眾的話，又要考慮你的電影上映有沒有人排片。可能你的電影令人震驚，過往都有很多例子，一些前輩、大師拍的電影剛上映被鬧到飛起、沒有人看，但十年後成為經典，甚至影響深遠。這就是一個創作者和偉大創作者的分別，你能夠生存就是創作者，如果你要做一個偉大的創作者，要捱得過這段時間。

01：對香港新導演有何寄語？

徐：其實每個導演的出現與誕生有不同理由，都是某種因素令人覺得你講話很有趣，而又能夠繼續生存，成為第二種東西。就好像The Beatles，他開頭沒怎樣，就情歌呀，到後來比較關心人類；或者Bob Dylan變了文學，已經不是音樂那麼簡單，代表了一個年代。你完全不要理會別人怎麼說、看不起你、取笑你，你永遠都要抱緊自己的信念，這是我唯一可以講。

香港電影產業其實很自由，可以選擇大陸或其他市場，很多地方的導演沒有選擇。（岑：像大陸導演已經比我們差好多）其實新導演走的路跟我們不同，因此我無法給意見，就像以前老前輩不可以教我應該怎麼走，他們在邵氏、嘉禾，怎麼教？現在電影可以去不同地方拍，市場各方面條件跟我們不同。我相信如果一個導演，特別是香港導演，創作力那麼強，可以發展的空間很大。

01：最後問題，你會否再與吳宇森合作？

徐：會，我其實不斷與他聯繫，正籌備《水滸傳》，只是看他有沒有興趣。

完整訪問內容，請看4月10日出版055期《香港01》周報，各大書報攤及便利店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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