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史科改革.觀點】教育局自劃禁區 阻礙青年認識國家

撰文:香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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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發布「中國歷史(中一至中三)修訂課程第二階段諮詢稿」,一如所料,大眾最關心的是六七暴動、八九民運等所謂「中共忌諱」會否列入課程綱領之內。令人遺憾的是,教育局官員和代表面對此等簡單問題只敢顧左右而言他,令人感覺當局編寫課綱之時,真的有所顧忌。國史教育的其中一個意義在於讓學生認識國家,進以培養出歸屬感,倘若官員設計課程時多所隱諱,學生又怎能全面認識中國?還談何提升國民身份認同?

在修訂初中中史課程第二階段諮詢的傳媒簡報會中,教育局代表連番失言。(資料圖片)

在早前的記者會中,面對記者連番追問為何不將六七暴動和八九民運寫入課程大綱之內,教育局副秘書長康陳翠華竟指「不會將一些雞毛蒜皮的東西放進去,一定是一些大的歷史事件才放進去」,說法令人嘩然。雖然康太已經承認「雞毛蒜皮」一語用詞失當,但我們更應注意的,其實是當局的邏輯與史觀——原來在官員眼中,六七暴動和八九民運居然並非重要的歷史事件。

六七暴動是文化大革命在香港的延伸,正好可以用來說明1960年代中國、英國和香港的三角關係是何等微妙;至於以六四事件此悲劇為終的八九民運,更是一場為期兩個月、牽涉多個城市(包括香港)的大型社會運動,是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國策後所遭遇的一大挫折,按理絕對應該是課綱中的「預期學習內容」。因此,即使當局如何重新包裝其講法,例如教育局長楊潤雄以「每個人對不同歷史事件有不同看法」之類的官腔大耍太極,也不能為其不合理的史觀開脫。

官員學者言辭荒謬 公眾難信課程編訂不涉政治考慮

另一方面,課程修訂專責委員會主席梁元生的言論更是匪夷所思。梁元生是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的講座教授,由他主持課程修訂事宜,本來是為了借重他的專業意見,但他在記者會中的發言卻不禁令人搖頭歎息。梁元生指出,他們(相信是指委員會成員)曾親身經歷1967年,相關記憶猶存,而靠記憶書寫歷史,並非當局訂立課綱時採用的標準,因此他們不將六七暴動列入課綱之內。然而,眾所周知,原始史料非常多樣,親歷其事者的口述資訊不過是其中一種,其他諸如政府檔案等,也是值得考究、有助重塑事情的原始史料。這些都是歷史學的入門知識,何以堂堂歷史系講座教授竟會說出該番不知所云的言論?

中大歷史系教授梁元生,除負責修訂初中中史課程,2012年亦曾任「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成員。(香港中文大學網頁)

凡此種種,均令人有理由相信,當局有意迴避某些課題。課程文件開宗明義指出,中史科的目標是要培養學生對社會和國家的責任感和歸屬感,但政府在編寫課綱時卻諸多顧忌,毫不磊落,這一切都看在學生眼裏,他們必然對此科目反感,那麼還談何培養其對國家的歸屬感?面對「為中共諱」的詰難,教育局代表指課程不會避談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事情,似乎這樣就能證明他們持平、客觀地看待歷史;然而,其實中國共產黨早已承認大躍進和文革是過失,中國教育部在2011年制定的《義務教育歷史課程標準》也指明要向學生講授「大躍進的失誤」和「文化大革命的嚴重危害及主要教訓」,因此,教育局代表的說法根本無助於釋疑,反而更令人思疑當局在處理涉及中共的課題時,只敢與內地亦步亦趨,不越雷池半步。

不管此等自我設限的壓力來自何方,就結果而言,均非香港學生之福,也無助於推廣中史教育。若官員和學者真要幫助學生全面認識中國歷史,絕不能在課綱中「自我審查」,排除重要的歷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