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門便是客

要引到官員筆戰，在以前並不容易，現在卻不困難。不少局長大概都兼任了反駁隊，即使不發官方聲明，也會在社交平台上公開反駁。點不點名，無礙小市民如筆者「食生花」。

平情而論，袁彌昌的「劣幣驅逐良幣」論的確不太像樣。平價網紅店和高檔米芝蓮定位不同，地段不同，舖租不同，客源不同，在市場上不會是競爭對手。幾十年來未曾聽聞街邊魚蛋檔會擠走高級食肆，現在網紅店如何令高端店做不下去，文章欠缺有說服力的解釋。

楊潤雄局長形容「這些都是謬論」，筆者不敢咬定，但「每150萬旅客就為香港生產總值帶來百分之零點一的增加」是不是謬論，同樣不無疑問。政府官員最近幾個月來經常提及「每150萬名旅客」的經濟貢獻，據說是政府經濟顧問的推算，假設每150萬名旅客可帶來30億元收益，相當於本港3萬億經濟生產總值就是0.1%的貢獻。

心水清的自然會問，如果每150萬名旅客帶來的收益少於30億元呢？現時擺在眼前，也是袁彌昌文章所針對的，正是內地旅客低消費、「旺丁不旺財」的問題。萬一每150萬名旅客只能帶來25億，甚至只得20億收益，經濟貢獻又要如何計算？

這個「萬一」絕非危言聳聽。翻查旅遊發展局的數據，2013年內地過夜旅客在香港人均消費8937元，不過夜旅客也有2721元，但到了2018年兩個數字已經分別跌到7029元和2410元，去年更是慘不忍睹，只剩6495元和1383元。再扣除物價通脹，十年間內地過夜及不過夜旅客的人均消費分別大跌42%和59%。每150萬名旅客能夠帶來多少經濟收益？以前問、現在問和明年問，答案都會不同。

筆者無意貶低低消費旅客。正如楊局長所說，過門便是客。不過這句話同時提醒了我們，不過門的便不是客。姑勿論疫情前的過夜旅客超過三成尚未回來，內地人亦有願意消費的，只是沒有在香港高消費而已。筆者翻查日本旅遊業數據，內地旅客去年人均消費高達32萬日圓，比起疫情前多了足足50%，增幅主要來自宿泊費和飲食費。到底是內地人喜歡「窮遊」，抑或來香港的內地人喜歡「窮遊」？為什麼高消費的人卻沒有來？

筆者不願意歸咎於旅遊業界、零售或者飲食業界，畢竟他們深受其害，草率的批評如同在傷口上灑鹽。楊局長反駁稱「說看不到政府發展旅遊的策略，更是毫無根據」，亦都所言甚是。當局早在疫情之前已經公布了《香港旅遊業發展藍圖》，矢言發展新景點及推展本地特色文化和創意旅遊項目、推動綠色旅遊、向旅發局額外撥款以加強本港各大節慶盛事的宣傳，及帶動旅客到不同地區體驗香港地道文化。怎會看不到政府發展旅遊的策略呢？看不到的只是這些策略的成果。

每年撥款十億八億，由疫情前說要更新「幻彩詠香江」燈光音樂匯演，到現在每月舉辦煙火和無人機表演，「盛事」兩個字說了廿年，現在甚至再沒有人提兩個主題公園了。旅客數字有沒有KPI？人均消費有沒有指標？經濟收益有沒有目標？

楊局長以為目前是「旅客出行的新趨勢」，袁博士聲稱什麼「疫後本港業界的生態環境平衡完全被打破」，兩位看來都是不相伯仲。實情是來港旅客的「消費降級」已經發生了至少十年，當中又以購物的開支跌幅最為驚人，膳食亦只能勉強守得住。就連商務旅客的消費亦都全線下跌，不分來自長途、短途抑或內地。這些數據都是公開的，局長不會不知道。如果再多一份《旅遊業發展藍圖2.0》可以力挽狂瀾，為什麼七年前第一份《藍圖》沒有扭轉劣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