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品海｜23條立法高效完成的天時地利人和

很多人讚賞香港政府高速高效完成《基本法》23條立法，兩周前我也高度評價立法成果，但同時指出如此高效施政必須延續到其他領域，才能令特區政府不再被詬病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有朋友覺得文章告誡的的語氣過重，像是在別人興高采烈時潑冷水。

潑冷水確實不對，但寄望這一屆政府任內完成「10個」像23條立法這種級別的「偉業」是潑冷水還是對政府有信心，答案不言而喻。將23條快速完成立法視作政府唯一能做的事情，才是小覷了政府的潛能。當然，23條成功立法只是證明香港政府具備潛能的第一步，證明了香港的管治精英確實能夠如國家主席習近平對官員所作要求那樣「志不求易、事不避難、義不逃責」，香港具備堅厚實力應對身處困局。《香港01》一直倡議香港主動推動「兩破兩立」，完成中央政府賦予的歷史任務，其實也是強調治港者必須重拾曾經丟失的政治自信和政治魄力。政府要全面發揮潛能，步伐固然不能停留在23條立法的慶功宴上，目光也必須放遠，既不是「一時」，也不必拘泥於「一任」，而是着眼於香港更長久的發展。

中共的「自我批評」，也應是香港治理法寶

沒有多少人喜歡被別人潑冷水，但不可否認，冷水是用來清醒頭腦的有效工具。被別人潑的滋味也許不如自己將頭浸泡到冷水中那麼好受，但若能及時清醒，就將減少犯錯，將來也會少了後悔。沒有人會天真地以為有哪個政府不會犯錯，香港政府當然也不例外。

香港的公務員，特別是作為特區政府管治主體的政務官（AO），絕大多數都是社會精英，如果沒有他們，香港曾經的經濟和社會成就難以想像。然而，一時的成功不等於一世的成就。既然引領過西方現代化步伐的大英帝國也有衰落之時，擁有幾千年輝煌文明的中華民族也會陷入百年恥辱，我們又怎能像鴕鳥般不聞不問，盲目相信香港政府優秀到不會犯錯，甚至是系統性錯誤？

我記得在「六四風波」之後，有兩批人將頭埋在沙子裡。一批人認為中共鎮壓學生運動是開歷史倒車，很可能步蘇聯後塵；另一批人認為六四動亂證明改革開放走過頭了，應該踩刹車。臨危受命的江澤民當時正徘徊在歷史十字路口，鄧小平毅然選擇去到上海和深圳，發表了引領中國歷史轉折的重要南巡講話，給兩批人都「潑了冷水」，讓新籌組的中共中央重新認識改革開放的重要性。作為一個退休老人，鄧小平先生磊落地提出「不搞改革開放，只有死路一條」，「誰不改革，誰就下台……我們的領導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們沒做任何有用的事」的告誡。中共在此之後重新獲得改革動能，大踏步走上持續改革的道路。沒有小平先生的南巡講話，中共能否走出困局可能是歷史疑團。

沒錯，中共之所以能夠取得舉世公認的國家治理成就，一大原因就在於它有極為強大的糾錯能力。糾正錯誤本身就是要通過學習，批評與自我批評是中共成功執政的手段，在大是大非面前做到頭腦清醒更是中共建黨之後多次克服危機的制勝法寶。香港政府如今強調要着力提高治理水平，也應該經受得住批評，善於糾錯，經歷過十多年政治衝擊的香港公務員，更不會遇到「冷水」就「生病」。

這一次成功立法絕不能夠是一時的政績，香港政府應該乘勝追擊，繼續在至少「10個」領域贏得讚許，證明23條立法不只是因為中央「提醒」，也是香港施政團隊展現了實力，它不只是交付遺忘了二十多年的功課，而是香港施政新時代的起點。

23條遲遲無法完成立法是香港深層次矛盾長期無法破解的現象之一，反映了香港政府和社會對「一國兩制」的誤解，甚至是對中國如何促使「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無知。這一次成功立法，效率如此之高，近因可能是中央政府的「提醒」，但底層是香港制度和政府具備成功立法的有效條件。經歷過動亂和西方勢力的圍剿，政府和建制群體已經意識到香港必須為「一國兩制」和「世界大變局」建立嶄新認識，既然提起了幹勁，為什麼不一氣呵成為香港破除更多老大難的問題，讓立法成為香港皆大歡喜的美事？

國際格局東升西降，為立法帶來「天時」

香港人做事喜歡說「天時、地利、人和」，23條成功立法也可以用這套理論來解釋。

為什麼是「天時」？自回歸以來，除了在董建華特首任內，估計沒有那一屆政府在與中央溝通時比現任政府更為暢順。原因很簡單，2019年的動亂以及在過程中中央多次出手支持香港，主動制定《香港國安法》，在香港政府與激進力量之間建立護城河，保護了香港的穩定，刹住了激進勢力的氣焰。中央動作的果斷和精準獲得大多數香港人的尊重，它在動亂期間保持克制也強化了香港社會對中央堅持港人治港的信任，疫後通關不少人北上消費更是近距離感受到國家的持續進步，這些都為香港與內地構築更融合環境提供了保障。

國際環境不斷惡化，西方的蠻橫和雙重標準威脅到全人類共有的價值和良心，中國在大變局中持續強化自己的論述，做好自己的事情，得到絕大多數國家的支持和尊重，香港人不可能看不見。曾經在國家面前是優等生的香港，經歷過這幾十年的變化，還可能繼續表現傲慢嗎？連美國、歐洲、俄羅斯等都在跟隨中國推動改變，香港就更難以拒絕來自中央的勸喻。紀律部隊出身的李家超特首在這次立法過程中展現出了AO有所欠缺的執行意志， 而AO們顯然也已意識到香港在既有治理模式之外還有很大進步空間，當特首認為應該盡快立法，中央一旦「提醒」，自然就「水到渠成」。

港人親歷國家發展，隔閡蛻變為「地利」

為什麼是「地利」？香港社會在回歸之後的二十多年，與內地的關係真可以說是波濤洶湧。估計沒有多少人不認同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但兩地的融合絕非一帆風順，存在不少裂縫，令有心人有機可乘，使得香港和內地的關係應該如何理解過往長時間成為一個「懸念」。香港既發生過2003年的反23條立法遊行、2012年的反國教事件、2014年的佔中運動以及2019年修例騷亂，也享有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的CEPA和自由行政策，香港人在2008年北京奧運期間對國家更是高度認同。

不少香港居民是逃難來港的新移民及其後裔，因而對內地抱有某種焦慮，在殖民地教育體系裏更養成獨有的傲慢；站在西方民主自由立場的新知識階層也對中共充滿偏見。或許是「不打不相識」。今天的香港早就失去對中國內地進步視而不見的資格，更不可能在長時期碰壁之後依然甘心扮作鴕鳥。當香港人以為內地落後，卻發現歐美日等強國都被中國的經濟成就和高科技生產所震懾；當本土意識吹噓自己的優越性，卻發現深圳的社會及生活服務無論是從性價比或服務品質都完勝香港，這時候的香港確實難以應對深刻的文化衝擊。

傲慢與偏見是一時的，開放與包容才是香港社會應有的品質。香港是移民社會，但所謂「移民」其實是內地移港居住的「本地人」，就好像我們不會將新界居民視為外地人，又如何將廣東居民視為外國人？西方傳統的政治意識形態天然地強調社會撕裂、身份衝突，殖民地統治遺留的「精英」利用在文化傳播上的「優勢」扭曲香港居民與主權國之間的社會差異，但這些都只能起到一時的顛覆，難以持久。事實勝於雄辯，當年西方政客污衊新加坡政府專制，宣傳其禁止香口膠和對違法者實施鞭刑為不文明行為，新加坡社會的和諧穩定開放進步讓這些指責變得軟弱無力，最後也只能自我噤聲。

內地的進步和自強早就在香港市民心中播下了種子，疫情過後香港人大量到深圳及其他灣區城市消費、娛樂就是最佳的證明。雖然這個現象反映香港暫且失去競爭力，卻為兩地積極建立認識提供了物質基礎和共同語言。這樣的民間交往為重大政策提供了環境，連一直是香港社會忌憚的23條立法都能夠無風無浪地通過，相信沒有人會繼續用兩地之間的隔閡來做文章。

央港官員審勢實幹，各適其適締造「人和」

為什麼是「人和」？如果今天還是上一任政府，就算中央「提醒」，估計23條依然無法完成立法，理由估計還是老生常談的香港「沒有準備好」。李家超政府的「特色」是對中央政府有發自內心的尊重，做事相較務實，不像不少AO出身的官員那樣流露不知哪裏來的傲慢。如果缺乏足夠的尊重和務實的施政作風，23條立法的「超人」速度也就無法實現。

當然，單靠一個人是無法完成這項艱巨任務的。這一次立法能夠順利完成，從中看見律政司司長林定國思路清晰，為法案起草和修改掌握好方向，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作風強勢，掃除過程中各種外部干擾，結合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的堅定支持，立法會法案委員會主席廖長江遊刃有餘的過程管理，任務才能大功告成。當然，少了李家超特首堅守政治原則，分秒必爭，政務司司長陳國基的統籌協調，難以想像各個單元之間能夠協同作戰，不辱使命。

其實，當我們說「天時、地利、人和」，首要的還是「人和」。除了香港的官員之外，「提醒」香港的中央官員也是「人和」的一部分。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23條立法的「超人」成效上顯然扮演了扭轉乾坤的角色。中央擁有香港的「全面管治權」，但它一直以此支持香港落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而不是濫用「全面管治權」，因而也沒有強迫香港政府的立法進程。中央當然掌握香港形勢的變化，運籌帷幄，在適當時候「提醒」香港政府審視《基本法》賦予的任務，也是理所當然。《香港01》從創立的一刻就倡議香港「是時候改變了」，雖然說23條立法的時間比我們希望見到的晚，但今天能快速完成總好過繼續蹉跎歲月。香港政府邁出了第一步，只要能夠用同樣魄力和速度推動其他領域的改革，香港的深層次矛盾自然能夠破解，利益固化藩籬自然可以破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