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頭表演．來稿】旺角出租「歌檔」有得做，全因表演平台難求

文：Arnold@海島小輪

12 月 4 日有報章刊登了一篇由譚蕙芸所寫，關於旺角西洋菜街行人專用區內，有人以「表演音樂」為名，實則佔用公家馬路經營接近固定的「歌檔」向表演者收取租金。

筆者聽到這個現象，未有機會與能力去查證是否屬實，卻想起八十年代政府宣傳，叫市民切勿光顧無牌熟食小販。不過不同的是，小販遇到「衛生幫」（當時是市政局，現在是食環）的時候需要「走鬼」。現在這些「歌檔」經營者，則儼如街頭霸王，根本不用擔心檢控。

政府有沒有執法，甚至是否有法可執，固然是重要的問題。但我這篇文章想探討的，是為什麼會有人會願意付費給這些「歌檔」的經營者，令他們有生意可做？

從前，即使西洋菜街的表演如何「生人勿近」，筆者在批判該處表演音樂的朋友時也往往留有餘地。因為我也曾經在街頭表演音樂，和在公共空間舉行未經申請的音樂會。對於很多表演者來說，有沒有人打賞是其次，最重要是有得唱。如果年輕人覺得自己有權利在公共空間裏做音樂，其實一班「老友記」也一樣吧？其實年輕人也好，老友記也好，共同點是他們都想找一個表演平台。

但想不到的，就是「街頭」這個公共平台的吸引力，竟然能令人付出租金（與交陀地無異）也在所不計。

筆者曾經數次路過西洋菜街的「歌檔」，可以看得出歌者嘗試仿製紅館格局。器材聲大夾惡，服飾「閃閃令」，有人甚至戴顏色假髮，找人伴舞。可能歌者付錢「交租」時，大概就是買這種「成為明星」的感覺。當年事已高，又想完夢的時候，花錢滿足自己也就是一種方法。

然而，不能不承認，西洋菜街的長者跟在天星碼頭看着手機唱歌的年輕 busker 一樣，都是在找尋一個屬於自己的平台。平台的不足，再加上沒有審核機制，街頭音樂在部分市民眼中變成了騷擾，形成了譚蕙芸所指的「劣幣驅逐良幣」現象。

街頭是公家的。作為音樂人，筆者沒有資格說誰應該或不應該在街上獻奏。然而，當看到問題是平台不足的時候，參與建立平台就是應做的事情。音樂人除了自顧自 busking 之外，亦可以組成合作組織，以社區、地標為根基，建立具質素的演出群體。

四年前，筆者就與數個音樂單位開始在中環百子里公園舉行活動，慢慢參加的表演者多了，註冊成為「百子里樂社」。參與的音樂單位，部分會把可以借出的器材搬到表演地點，與其他演出單位共享。最近更跟剛剛翻新完成的灣仔藍屋合作，將這種合作的模式擴展到他們固有的「藍屋黃昏音樂」活動當中。

這種平台，做起來十分費力，所以不能取代游擊的 busking。但跟「歌檔」經營者不同的是，藍屋或策劃的音樂人都不會向表演者收取費用。反之，我們是從「節目」的角度出發，每次組織不同類型的表演者同台演出。正因為有了某程度的組織性，平台亦可以提高觀眾欣賞對不同類型音樂的認識，增加他們欣賞音樂的能力。

不是說區區都有這樣的平台，西洋菜街的「歌檔」問題就會迎刃而解，而藍屋附近也不是沒有街坊表示聲浪過大。最低限度，參與策劃的音樂人會考慮到表演的藝術性，而藍屋方面也與社區人士保持溝通，並鼓勵他們參與。務求做到大家知道「這裏」、「這個時間」有好音樂的同時，更有效利用公共空間。

筆者認為，這是在人人渴望平台，甚至願意付錢去找自己的平台的大環境下，一種社區音樂模式的新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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