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制度行將修改　香港加速進入「一國兩制2.0」時代

在中國一年一度全國「兩會」開幕前夕，2月22日中國全國港澳研究會主辦了一場關於落實「愛國者治港」的專題研討會，身兼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開幕講話中明確表示：「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需要多措並舉、綜合施策，其中最關鍵、最急迫的是要完善相關制度，特別是要抓緊完善有關選舉制度，確保香港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愛港者手中。」這一表述證實了最近有關香港選舉制度行將修改的傳聞。

夏寶龍透露修改方向

在夏寶龍發表講話之前，1月27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聽取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述職後，特別強調「愛國者治港」，將其視為「事關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事關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根本原則」。「愛國者治港」本是當年鄧小平為「港人治港」劃定的界限，近幾年來尤其是修例風波爆發和政治「攬炒」興起後，北京治港系統對其空前強化。當身為中國最高領導人的習近平將「愛國者治港」的位置空前拔高後，勢必不同尋常。

今次北京所欲推動的香港選舉制度修改，正是具體落實習近平的「愛國者治港」論述。夏寶龍在習近平論述「愛國者治港」的基礎上，強硬地表示「愛國者治港」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核心要義和推進「一國兩制」事業的時代呼喚，「堅持『愛國者治港』是關係到『一國兩制』事業興衰成敗的重大原則問題，容不得半點含糊」，「堅持『愛國者治港』，這不是高標準，而是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港人治港』的最低標準」。

他嚴厲批評「反中亂港分子、港獨等激進分離勢力通過各類選舉進入特別行政區治理架構，包括立法會、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區議會等機構」，「散播港獨主張，抗拒中央管治，煽動對內地的不滿情緒，肆意阻撓特別行政區政府施政，損害香港市民福祉，不惜讓全香港社會付出沉重代價」，「是徹頭徹尾的攬炒派，是香港的亂源，也是國家的禍害是香港的亂」。

在夏寶龍看來，一方面「愛國者治港」如此重要，可謂天經地義，另一方面「愛國者治港」的原則還沒有得到全面落實，「反中亂港分子」在「香港興風作浪、坐大成勢」，所以要抓緊完善有關選舉制度。這也意味着「愛國者治港」將成為香港選舉制度修改的最重要導向。

夏寶龍談到香港選舉制度修改包括五大原則。其一，尊重中央的主導權，完善有關選舉制度必須在中央的主導下進行。其二，落實行政主導體制，不斷提高特區政府施政效能，把各方面力量匯聚到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這個第一要務上來。其三，符合香港實際情況，不能簡單照搬或套用外國的選舉制度。其四，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在總結香港迴歸以來「一國兩制」實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堵塞有關法律漏洞。其五，要有健全的制度保障，確保香港特區行政、立法、司法機構的組成人員以及重要法定機構的負責人等，都由真正的愛國者擔任。

這五大原則預示了香港選舉制度的發展方向，即北京和港府雙重主導下的民主制度，其中北京主導的層級高於港府行政主導，港府行政主導主要體現在「高度自治」範圍。這樣的選舉制度不會是一些港人所期待的西方式選舉制度，但也絕不會變成和內地一樣，而是在維護「一國」下中央主導的前提下，以行政主導為導向的民主。

這裏有兩個關鍵，一是「一國」下的中央主導，再次說明香港不是一個主權國家的政治現實，因此不可能簡單照搬或套用外國的選舉制度，當然，「兩制」下的香港畢竟不同於另一制的內地，還是會有自身的民主特色。二是行政主導，這明顯是因應港府施政備受掣肘的現實，目的是讓港府施政變得高效、強勢，這一點在目標上與新加坡的高效能政府有點類似，區別在於香港是「一國」下的地方特區。

當然，香港社會難免會擔心，一個北京主導和港府行政主導相互強化的香港選舉制度，是否會衝擊制度的認受性和必要的權力制衡。這是北京治港系統需要考慮之處。修改後的香港選舉制度怎樣既能符合北京的期待，又能兼顧香港社會的關切，是擺在北京面前的一大現實挑戰。

誰是愛國者？

夏寶龍講話列出了愛國者和他說的反中亂港者的三個方面區別：愛國者必然真心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那些利用各種手段歇斯底里地攻擊中央政府、公開宣揚「港獨」主張、在國際上「唱衰」國家和香港、乞求外國對華對港製裁施壓的人和觸犯香港國安法的人不在愛國者之列；愛國者必然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制度和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挑戰國家根本制度、拒不接受或刻意扭曲香港憲制秩序者不在愛國者之列；愛國者必然全力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攬炒派」不在愛國者之列。

他反問一個人如果聲稱擁護「一國兩制」，卻反對「一國兩制」的創立者和領導者中國共產黨，那豈不是自相矛盾。如無意外的話，在今次中國全國「兩會」上，夏寶龍講話所提及的「愛國者治港」原則和標準應該會被制度化、法律化。

人們不禁會問，誰是愛國者？那些不認可中共的人乃至「愛國不愛黨」者是否能參與政治選舉？可以從三個層面來作出回答。其一，雖然夏寶龍今次在當年鄧小平定義愛國者的基礎上給出了相對更具體的界定標準，但考慮到香港多元社會的實際情況、中共長期以來在香港問題上保持的彈性，可以預料今後北京對於愛國者的界定仍會保持包容性。

夏寶龍說的「我們強調『愛國者治港』，絕不是要搞『清一色』」，已清楚說明「愛國者治港」並非要求所有管治者的政治光譜全部一樣，還是可以保持多元。這一點上與當年鄧小平說的1997年後管理香港的人「左翼的當然要有，儘量少些，也要有點右的人，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一脈相承。對於當下香港來說，這一點尤其重要。就像鄧小平說的「中間的人」佔多數，「各方面人的心情會舒暢一些」，中間的人能否成為主體直接關乎一個社會能否有效制衡激進，維繫穩定。

其二，夏寶龍講話對於普通市民和管治者的愛國者標準要求是不一樣的，區別對待。夏寶龍說：「香港絕大多數市民素有愛國愛港的傳統，愛國者的範圍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是廣泛的。香港中西文化交融，社會多樣多元，一部分市民由於長期生活在香港這樣的資本主義社會，對國家、對內地了解不多，甚至對國家、對內地存在各種成見和偏見。對這些人的取態，中央是理解和包容的，也堅信他們會繼續秉承愛國愛港立場。」這番表述其實很有包容性，言外之意是北京相信絕大多數港人都是愛國者，並繼續包容他們對國家的「各種成見和偏見」。

與針對普通市民的有很大包容性、範圍廣泛的愛國者標準不同，夏寶龍強調「身處重要崗位、掌握重要權力、肩負重要管治責任的人士，必須是堅定的愛國者」。既然是堅定的愛國者，那自然有更高的要求，包括「始終站在國家根本利益和香港整體利益的立場上」，敢於「同那些挑戰一國兩制原則、破壞一國兩制實踐的行徑進行堅決鬥爭」，胸懷「國之大者」等。這意味着北京可以繼續包容普通港人的偏見和某些行為，但未必會包容治港者的偏見和某些行為。

這個道理很簡單，就像內地對於中共黨員幹部、非中共黨員幹部和普通民眾的要求是不一樣的，對於中共黨員幹部要求最嚴格，非中共黨員幹部次之，對於普通民眾的要求最寬鬆。世界範圍內同樣如此，對於政治人物尤其是領導人的要求和限制，通常都會比普通人更嚴格。

其三，對愛國者的界定應該是論迹不論心，可以允許正常的批評乃至責罵，可以不愛中共，但不能損害中共領導，不能以推翻中共政權為目標。鄧小平曾說：「一九九七年後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行。」這其實區分了罵中共、罵中國和推翻中共、危害中國的區別。夏寶龍亦表示：「在我們這個實行社會主義民主的國家裏，可以允許有不同政見，但這裏有條紅線，就是絕不能允許做損害國家的根本制度，也就是損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的事情。」

換言之，只要不是損害和推翻中共，認可「一國兩制」，哪怕即使持有與中共不同意見，乃至有抱怨、嚴厲批評，應該至少對於普通港人來說還是符合愛國者的條件。當然，北京對治港者的要求高於普通港人，他們的情況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雖會比過去的要求更嚴格，但也要考慮香港社會的複雜多元，謹防寧左勿右。

務實看待北京角色

夏寶龍講話結尾處提到：「無論是制定實施香港國安法，還是完善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以及我們所做的其他一切事情，都是在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此處的「我們所做的其他一切事情」值得玩味，不排除包括香港《基本法》修改的可能性。尤其是在近年來北京治港政策發生方向性調整，香港《基本法》本身又存在查缺補漏必要性的情勢下，北京適時啟動香港《基本法》修改程序完全是有可能。無論如何，相較以往，北京對於香港的治理已進入新的時代。

香港回歸初期，因為陸港之間尚處於蜜月期，為了安撫對回歸懷有疑慮或觀望心理的港人，北京治港整體上不介入。雖然2003年50萬港人上街反對《基本法》23條立法，一度促使北京適度調整治港政策，但總體上北京介入仍然很少。直到2014年「佔中」前夕，面對香港激進主義、本土分離主義的浮現，北京正式提出「全面管治權」，預示治港政策開始發生方向性轉變。隨後，北京出台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愈發強調「一國」底線，精準打擊港獨，「一國兩制」漸漸趨向2.0時代。

2019年的修例風波由於令香港深陷迴歸國家以來最大管治危機，迫使北京下定決心更大幅度調整治港政策。自當時召開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一系列涉港要求後，不論是兩辦主官調整，兩辦頻繁發聲，港版國安法制定實施，還是中國全國人大對香港立法會議員履職資格作出決定，以及今次夏寶龍證實的香港選舉制度將要修改，無不說明曾經那個「井水不犯河水」的時代徹底成為過往，香港「一國兩制」2.0時代正在加速到來。

面對此番變化，許多港人難免會感到痛苦、失望，甚至責怪北京收縮香港政治空間。撇開虛無縹緲、糾纏不清的意識形態，從政治現實主義角度來看，北京治港政策之所以發生這麼大變化，乃至對過去許多港人習以為常的自由範圍造成擠壓，既有北京的因素，亦有香港自身的因素。不可否認，近年來整個中國的執政風格確實變得強勢，不懼爭議，但若不是一連串的事情尤其是修例風波深深刺痛北京，北京治港政策再怎麼變，都不至於像現在這樣重拳出手。

對於香港來說，一個迫在眉睫的工作是務實看待北京的角色與力量。「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儘管可以不同於任何一個內地城市，但香港和北京的關係本質上依然是「一國」之下的地方和中央關係，是一種授權和被授權的關係。《基本法》不是港人自己制定的法律，而是北京依據憲法制定的法律。

作為被授權的香港，能在既定的「一國兩制」國策下獲得多大程度的授權，取決於能獲得北京多少信任。倘若香港能在央地關係框架下務實理性地和北京溝通，有效回應北京的核心關切，自然能獲得後者的信任，進而獲得更大授權。反之，如果香港遲遲不能回應北京的核心關切，傷害彼此的互信，必然會加深北京的焦慮，進而制約北京對香港的授權空間。

而執掌國家政權的中共又是一個信奉穩健改革路徑，具有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的強烈觀念，對地方有起碼的國家和民族意義上政治忠誠要求，厭惡在野式對抗或要挾手法的政黨。置身在這種政治現實下的香港，需要的不是任性莽撞，不是拒絕體認北京的關切，不是與北京的一拍兩散，不是活在自我意識形態的幻想中，而是認清「一國兩制」和政治現實，認清世界百年未遇之大變局中的自身和國家的利益聯結，懂得「以小事大以智」的古老智慧。

但與此同時，面對「一國兩制」2.0時代香港社會的疑慮和失望情緒，北京要做好溝通解釋工作。新加坡已故建國總理李光耀曾說：「我認為，我們說一個政府受歡迎並不是說它要在治理期間的任何時刻都受歡迎……有時你必須徹底不受歡迎，但你在任期結束時，你應該給人民帶來福利，這樣人民才會認識到你所做的事情都是有必要的。」這句話送給北京非常恰當。當北京因應香港現實方向性調整治港政策，這勢必會給習慣過去那套政策的港人造成深深的困擾，短期內北京尚能以自己的主導地位強勢執行新的政策，但長期來看，改變是為了變得更好，新的政策終究要靠贏得港人認可才能長久。

鄧小平說過，「變也並不都是壞事，有的變是好事，問題是變什麼」，「不要籠統地說怕變」，「如果有什麼要變，一定是變得更好，更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和發展」。港人可以通過鄧小平的話來理解北京治港政策之變和「一國兩制」2.0時代的到來，北京更要以鄧小平的話來自我督促。「一國兩制」2.0時代的治港政策只有讓香港發展越來越好，人民不會受苦，社會達到公平正義，才能真正讓人心悦誠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