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選舉結果對中國是否重要？

說到底，中國須面對的殘酷現實是，誰在11月入主白宮並不重要。事實上，中國領導人對兩位候選人改變對中國的對抗性態度，並不抱有任何幻想。這樣反而更好，因為兩人的確不會這麼做。

也許全球有近40億人投票的2024年可稱得上是選舉之年，但最受關注的還是今年11月的美國總統選舉。毫不誇張地說，在當前這個多重全球危機並存的時代，這場選舉不僅對美國人，而且對世界其他國家來說，都是事關重大。

從歷史上看，美國總統選舉的重要議題很少涉及外交政策。當然，也有例外。越南戰爭最激烈的1968年是一例，全球反恐戰爭和入侵伊拉克成為關注焦點的2004年則是另一例。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主導選舉辯論並影響選民的是國內問題（主要是經濟方面）。

然而，在這次的競選過程中，國內外問題卻被混為一談。可以肯定的是，國內問題仍然是最重要的，但從競選言論來看，它們已與有關中國的政治論述融為一體，特別是指中國如何明顯地竊取了美國的就業機會和知識產權，因此須要徵收關稅和實施產業政策。這對北京，以及自由貿易和全球化來說，當然不是好消息。

對華政策：連續性大於變化？

那麼，特朗普（Donald Trump）和賀錦麗（Kamala Harris，又譯哈里斯）這兩位美國最新上演的政治大戲中的主角，會如何應對中國挑戰？

就前總統特朗普而言，我們可從他在任的四年看出一些端倪。在執政期間，特朗普政府精心佈局，來個政策急轉彎，背離當時盛行的對華持謹慎樂觀的態度，轉向大國競爭。

特朗普的政府充斥着對華鷹派，他們更樂於將經濟相互依存視為摩擦的主要根源，結果先是爆發了貿易戰，隨後又引發了科技戰。在這段期間，特朗普對中國採取傲慢而強硬的立場，似乎並不在意這一做法會導致雙邊關係急劇惡化。

特朗普遠非一些人所以為的孤立主義者，實際上，他重新關注亞洲—太平洋，包括將其更名為印度—太平洋，認為這是美國國防利益的重要地區，並把目標對準中國。地區安全盟友和合作夥伴對美國採取更加強硬的姿態表示歡迎，但與此同時，特朗普六親不認的交易型手段卻讓他們深感不安。

特朗普擔任總統期間以反覆無常而聞名，但有一點卻是始終如一：他討厭貿易逆差。因此，如果特朗普重返白宮，可以肯定的是，他將再次被堅定主張徵收關稅的對華鷹派包圍。事實上，之前在特朗普政府任職，又沒有與他鬧翻的一些人，已經在伺機而動。

要想預測賀錦麗政府的對華政策，就必須首先了解她將從拜登總統那裏繼承什麼。畢竟，他是她目前的上司。

值得注意的是，現任民主黨政府的對華政策，不僅沒有拋棄繼承自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拜登總統和他的團隊反而加快這些政策的實施，並對其進行微調。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拜登政府執政初期就提出這一方針，他將美國的對華方針描述為「應該競爭的時候競爭，可以合作的時候合作，必須對抗的時候對抗」。

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的一個主要區別是，前者更傾向於積極主動的外交和建立國際夥伴關係，預計賀錦麗也會這麼做。特朗普喜歡以交易和單邊主義的方式處理全球事務，而拜登則通過加強「QUAD」四方安全對話（公平地說，這一機制是特朗普政府重新啟動的）、深化日韓美三邊合作、加強與菲律賓的防務關係，以及發起由澳洲、英國和美國組成的三邊安全夥伴關係（AUKUS）等方式，致力於與友邦和盟國建立夥伴關係。

同時，拜登還出台具針對性的「小院高牆、去風險」政策，主要側重於限制中國獲得先進的半導體技術和設備，但也通過旨在振興美國工業和經濟關鍵部門的降低通貨膨脹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和晶片法案（CHIPS Act）等產業政策加強這一戰略。

候選人至今說了什麼

無論誰當選，我們都很可能發現，在對華政策的實質內容上，不會有太大的變化。與此同時，兩位候選人都發表了一些可能預示未來政策方向的含糊其辭的言論，但在解讀這些言論時，最好還是謹慎一些。

在共和黨方面，特朗普曾批評台灣製造業的發展損害美國的利益，因此有必要讓這些就業崗位回流到美國人身上。特朗普和他的副總統候選人萬斯都堅持認為，盟友應該為自己的國防承擔更大責任。特朗普還進一步建議，除了對所有外國進口商品徵收10%的關稅外，還要對中國徵收60%的關稅。然而，在一片叫囂聲中，我們應記住一個事實，即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實際上在特朗普執政期間有所擴大。

賀錦麗身為副總統，在深諳國際外交事務的現任總統手下工作，對外交政策的接觸卻比人們想象的要少。事實上，在外交政策方面，她目前只一心想着與以哈戰爭保持距離；這場戰爭已在加沙造成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並可能在國內給她帶來重大問題。

諷刺的是，在拜登宣佈退出2024年總統競選的幾天後，賀錦麗就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會面；這是自事態發展出現變化後，她首次與外國領導人舉行重要會晤。

中國須面對的現實

在中國問題上，賀錦麗除了粗略地談及中國的知識產權盜竊行為，以及採取「去風險」做法的必要性之外，就幾乎沒有發表過其他這方面的言論。儘管如此，必須指出的是，身為副總統，她忠實地遵循了拜登的對華政策框架。另一點值得考慮的是，她的競選搭檔沃爾茲（Tim Walz）對中國很熟悉。他曾於1989年在廣東任教，後來帶領學生代表團訪問中國。

樂觀主義者會推想，這份熟悉和經驗或可在與中國打交道時，發揮微妙作用，而這正是萬斯所缺乏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個人經歷在政治領域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畢竟，幾乎沒有證據顯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1985年在艾奧瓦州度過的那幾周，對他如何看待或處理與美國的關係有任何影響。

說到底，中國須面對的殘酷現實是，誰在11月入主白宮並不重要。事實上，中國領導人對兩位候選人改變對中國的對抗性態度，並不抱有任何幻想。這樣反而更好，因為兩人的確不會這麼做。但起碼認清這一點，有望讓兩國在未來四年尋找堅固護欄的過程中，對能夠或不能實現什麼，有更合乎現實的看法。

作者Joseph Chinyong Liow是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國際研究院高級研究顧問、人文、藝術與社會科學院院長、比較政治與國際政治陳嘉庚講席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東研究所所長

原載《聯合早報》旗下英文電子雜誌「思想中國」（Think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