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穌會與歷史】《沉默》背後的大國博弈
入圍今屆奧斯卡最佳攝影的《沉默》（Silence）是部發人深省的歷史電影，故事講述兩位耶穌會士在1640年無懼生命危險，闖入當時已實行禁教的日本，欲在重建天主教會的同時，找尋恩師叛教的真相。電影以耶穌為教徒受苦的沉默為主題，主角最終亦選擇了沉默應對迫害。在這段歷史中，荷蘭人其實也擔當重要角色，可惜他們被電影「沉默」了。
（本文原載2017年3月27日《香港01》周報第53期B16版，按此訂閱周報）
《沉默》改編自遠藤周作1966年的同名小說，導演馬田史高西斯（Martin Scorsese）花了25年時間醞釀，才把這部堪稱20世紀日本文學的代表作、以影像呈現。故事講述日本在17世紀江戶時代禁止基督宗教傳教，耶穌會士賽巴斯提奧．羅德里奎茲神父（Fr. Sebastião Rodrigues）不畏艱辛與危難，由歐洲到地球另一端去找尋失去聯絡的恩師，卻在日本經歷連串的信仰危機，終決定叛教的過程。主角最後選擇放棄自己傳教士身份，成為一個沉默的日本人，隱姓埋名於江戶（今東京）終老，他的事迹只在一位荷蘭商人後來的記述中得知。
正如電影片尾的引文「Ad Majorem Dei Gloria（直譯：為了神更大的榮耀）」所示，《沉默》無疑是一部富有宗教意義而引人反思信仰的電影。據悉很多基督教徒看完電影後，皆表示對自己的信仰有更深的體會。可是，沉默的並不只有故事中的耶穌會士，還有劇末那個被輕描淡寫的荷蘭商人。實際上，這段故事在歷史上把日本與整個世界聯繫。而荷蘭人正正是這個宏大時代背景和一切故事的「真．主角」。
耶穌會的環球智慧 日本的當地市場
基督宗教於16世紀後半葉傳入日本並迅速流行起來，尤其在九州、大阪等日本西部地區吸納了許多信徒。耶穌會的快速發展，並不是因為日本人特別喜歡基督宗教，而是負責開闢亞洲宗教「市場」的耶穌會，推廣策略得宜。當時歐洲的宗教發展已接近飽和，所以耶穌會特別關注葡萄牙人發現亞洲航路後一併帶來的新興「市場」。耶穌會士在東亞傳教，有「自己一套獨特的方法」。每一位耶穌會士都必須在指定的耶穌會大學經歷長期的訓練，才能成為傳教士。除了必須的神學外，他們還進修科學和實用醫學等，故此耶穌會士都是學者。到達傳教地後，他們也不急着直接硬銷基督信仰，而是先徹底研究當地文化，尤其是當地宗教。
《沉默》電影中負責打壓基督徒的「井上大人」曾經說，耶穌會士根本不理解日本這片土地和文化，他們只是一廂情願地把自身信仰強加給日本人。實際上，耶穌會士是當時最了解日本文化的歐洲群體。著名的傳教士路易斯．佛洛伊斯（Fr. Luis Fróis）在1563年從葡萄牙抵日後，花了數十年將所見所聞寫成《日本史》，這也是歐洲第一部關於日本的全面記錄。1585年，他又出版了《日歐文化比較》，進一步深化歐洲人對日本的認識。耶穌會士以他們在科學、天文、數學及醫藥上豐富的學識贏得日本人支持，在知識界和貴族社會中尤其如此，很多地方領主如大友宗麟和小西行長，都相繼皈依基督宗教。佛僧惠俊甚至成為傳教士，取名巴鼻庵（Fucan Fabian），更寫了《妙貞問答》以比較與駁斥日本各宗佛教、儒學和神道教。他更在1606年與幕府學者林羅山辯論，用地圓說和地動說等天文知識作為論據，力證基督信仰才是「真理」。
耶穌會士在亞洲傳教的功績有目共睹，今天在中文的「上帝」、「神」等基督宗教常用詞語，都是耶穌會士在努力鑽研中國文化後所得。在1920年代末的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區的恩理覺主教為了應付當時對基督信仰的攻訐，還特意邀請了耶穌會的蔡伯德神父（Fr. Patrick Joy）撰文回應。由此可見，耶穌會士一直是基督宗教世界公認的學者，若把他們說成是不願意了解當地文化的人，實在打了自己一記重重的悶棍。
日本是可以讓宗教開花的肥沃土地
電影一開始便提到1633年，德川幕府於九州雲仙岳處死大量歐洲神父的事件。回顧最早的禁教令，始於豐臣秀吉在1587年發出的《伴天連追放令》（「伴天連」即神父）。一直到德川幕府時期，主政者都三令五申禁教，不但強迫已受洗的教徒放棄信仰，有的更被流放海外，造成大量教徒殉教。電影中一幕幕殘忍的畫面，難免教人追問：為何日本非要禁教不可？井上大人提到日本是片沼澤，基督宗教的種子無法開花結果。事實卻非如此，這一切背後有着一塊巨大的黑幕，掩飾禁教真相。
日本民族自古以來，已有很強烈的多神宗教信仰，除了本土的神道信仰外，他們也深受佛教影響。近代日本也流行很多小型宗教，像二戰前的「紅卍會」。1995年奧姆真理教信眾更發動了戰後日本僅有的「沙林毒氣」恐襲。正是日本人對外來文化相當接受，才引起統治者對天主教在日本迅速發展的警戒心。更重要的是，教會背後的「外國勢力」——葡萄牙和西班牙兩個天主教國家，更令日本統治者不得不在樹苗茁壯成長之前扼殺這條禍根。
佛教可說是統治者的前車之鑑，傳入日本後，也很快得到統治者的厚愛，其精深的哲理尤其受到知識階層的歡迎，以至於佛教得到治外法權，大型佛寺坐擁莊園和私人武力，是為「僧兵」。11世紀的白河天皇也抱怨說鴨川之水、骰子之數以及比叡山的僧兵，三者都非他能控制。佛教對統治者的威脅在往後數世紀愈來愈大，自15世紀開始，更演變成全國性的一向宗暴動。一向宗是以農民為主體的佛教宗派，他們號召了大量反抗領主收取重稅的農民，不斷組織暴動，成功的甚至割地自立山頭。16世紀中期起，掌握天下的織田信長大力鎮壓一向宗徒，但仍花了十年才能攻下一向宗的根據地石山本願寺（即今大阪）。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不難理解為何日本的統治者會如此擔心基督宗教影響力擴張，憂慮其演變成難以收服的「一向宗2.0」。
天主教牽動了日本統治者的神經，他們不想再花費精力去應付一個有潛在危險的宗教。更甚者，耶穌會還有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天主教大國在背後支持他們的傳教活動。德川幕府認為，耶穌會士傳教是歐洲帝國為殖民日本作的準備工夫。故此，他們更加堅定地打壓基督宗教。事實上，日本統治者並不反對與外國貿易，他們最初只是打算禁止教士傳教，但允許商人經商。可是，日方最終發現葡萄牙與西班牙人還是暗地裏傳教，最終幕府採取強力措施禁止葡萄牙人入境。
荷蘭人「營商」之道
當我們深入認識這段歷史的時候，就會發現，一群在電影中沒有什麼戲份的人在17世紀日本禁教中擔當了幕後推手。電影故事開首就提到，一封耶穌會士的信最終落入了荷蘭人手中，最後也交代了荷蘭成為唯一可以與日本進行貿易的歐洲國家。荷蘭人雖然只是電影中的大配角，但是他們實際上在幕後推動了日本全面禁止葡萄牙人來日。集結歷代日本荷蘭商館館長記錄的《荷蘭商館日記》（下簡稱《日記》）中記載的事迹，是了解這段歷史不可或缺的史料。
要理解為什麼荷蘭人要在耶穌會士背後插刀，我們必須先從日本抽出，放眼整個世界。1560年代，荷蘭還不是一個獨立國家，低地17省仍然是西班牙屬土。到16世紀初，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發起一系列宗教改革，催生了基督新教。荷蘭人很快皈依了基督新教，但其宗主國西班牙卻是一個堅定的天主教國家，自然不能容忍新教的傳播，更遑論在自己的土地上。荷蘭人早就痛恨西班牙人的統治，新仇加上舊恨，終令兩者爆發80年（1568－1648）獨立戰爭。
作為故事中心的耶穌會，是為了對抗新教崛起及收復天主教失地而成立。在這樣的背景下，耶穌會與荷蘭是處於敵對關係。當時耶穌會除了歐洲事務之外，更希望比新教徒搶先進入亞洲，以吸納信徒。葡萄牙正是負責這項任務的天主教國家，葡萄牙與荷蘭不但在宗教上敵對，也是亞洲交易和商貿的主要競爭對手。葡萄牙人雖然比荷蘭人更早到達日本，他們的傳教活動卻引來日本統治者的忌憚。荷蘭人感覺到日本統治者對外來傳教者的敵意，於是趁機在耶穌會的背後多插幾刀，以圖獨佔與日本的貿易。
早在1637年，《日記》就已記錄了負責長崎通商事務的幕府官員，希望荷蘭人能夠幫忙禁絕葡萄牙人來日。從記錄中得悉，日方更大膽提出利用荷蘭船隊來攻擊西班牙港口馬尼拉的計劃。因為九州在幾個月後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暴動（即島原之亂），有關的計劃才告吹。這場動亂有大量日本天主教徒參加，而荷蘭也很配合地幫助幕府鎮壓叛亂。在1639年明令禁止葡萄牙人入境之前的一段日子，幕府就曾經多番探聽荷蘭人的意見。《日記》記載了其中兩段有趣的故事：有一次幕府官員詢問荷蘭商館館長，假若禁止葡萄牙人來日本，荷蘭能否提供葡萄牙人帶來的織品和藥物，而館長相當有商家頭腦地回答說「絕對可以」。同一個月內，幕府官員又問及他萬一發生問題，荷蘭人能否阻止葡萄牙人來日本，館長自信地回答：「世界上沒有艦隊可以與荷蘭艦隊對抗。」
從這些故事中，我們發現禁教不只是日本國政，更涉及複雜的外交、經濟問題。《沉默》這部電影看似描述宗教壓迫，實際上也是一部歷史政治舞台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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