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稿】香港耶穌會士的「沉默」事工

作者：張學明（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客席副教授）
電影《沉默》數位耶穌會主角所在的年代，正值中國明清之際──香港在當時還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地方。耶穌會士真正在香港展開事工，大約在《沉默》故事發生後的300年。耶穌會士來港後，展開教育、社福等多項工作。也許是命運使然，香港的耶穌會士在300年後的二戰期間再次遇上來自日本人的壓迫，只是地點換了在中國南方的一個小城市。

（本文原載2017年3月27日《香港01》周報第53期B17版，按此訂閱周報）

要說中國最著名的耶穌會士，也許當數方濟．沙勿略（1506-1552）。沙勿略也曾前往日本，更是首位踏足日本的天主教傳教士。後來，他發現日本文化深受中國影響，矢志前赴中國傳教。1552年，沙勿略潛赴現時屬於台山市、離香港僅百多公里的上川島，準備進入中國傳教。可惜，在正式進入中國大陸之前，沙勿略在年底逝世。他的傳教遺願最後要等30年後，才由另一位著名耶穌會士利瑪竇完成。1926年，長埋上川島的沙勿略，影響了香港的宗教發展。為趕及慶祝耶穌會主保（Patron of the Missions）聖方濟．沙勿略節（Feast of St. Francis Xavier），耶穌會派遣首批愛爾蘭會士前赴香港。其中，Fr. George Byrne, S.J.與Fr. John Neary, S.J.於12月2日抵埗；Fr. George Byrne更獲委任為耶穌會香港區會長。與當時工會發展相近，耶穌會在港展開的事工，與廣州教區關係密切。首批來港的會士，部分在廣州代牧區的要求下離開香港，前往廣州協助教學。

守護宗教以外 教育與社福推動者

至於在港的耶穌會士，除了核心傳教事工外，亦在教育與社會福利多方面貢獻良多──那時政府用在社會方面的公共資源不多。耶穌會的教育工作，包含中學至大專，也涉及宗教培訓。首先，耶穌會士在1929年在香港大學成立利瑪竇宿舍（Ricci Hall），向60名學生提供宿位。這座宿舍某程度上也可以說是他們教育工作的起點、總部。其次，他們在1930年代初，接辦由徐仁壽先生和林海瀾先生開辦的香港華仁書院及九龍華仁書院。耶穌會士十分成功地把愛爾蘭的中學教育模式帶來香港，藉由兩所華仁書院為香港培育了許多精英，當中不乏政商名人、知名學者。首任華仁書院校長嘉利華神父（Fr. Richard Gallagher）更是香港教育界的精神領袖之一，據魏立志神父的說法，「這個快樂的男人在中學教育界極受歡迎，他亦是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成立的背後精神推動者之一。」

再次，他們也獲授權接辦由華南主教團成立的香港仔華南修院；即現時的聖神修院學校。當時有六位耶穌會士在院內任教，由曾任香港大學電子工程教授的古寧神父（Fr. Thomas Cooney, S.J.）出任首任院長。當時院內學生一般來自華南地區，以廣東人為主，當中包括馮德堯神父（Fr. Luke Fung）、劉榮耀神父（Fr. Paul Lau）與葉蔭芸神父（Fr. Joseph Yip）。聖神修院學校的教授權現在已交回香港天主教教區，但有部分耶穌會士仍然積極參與學校的教育及行政工作。

除貢獻教育外，不少耶穌會士本身就是知名學者，直接推動香港的學術發展，反過來協助香港人加深對香港的認識。談到香港的考古學者，往往不能不提到范達賢神父（Fr. Dan Finn, S.J.）。范神父本來在澳洲養病，康復後原本自願前往日本傳教，最後還是被派遣前來香港。抵埗不久，范神父就獲任命為香港大學的教育系教授，後來再出任地理系教授。范神父在香港推動考古學研究，發掘了大批上古時期的陶器、石器，可說是本港最重要的考古學家之一。范神父於奧斯陸出席人類學者會議後，留在大英博物館進行了數項研究。范神父也在這時候開始患病，終於在1936年11月1日於倫敦病逝。早期來港的耶穌會士中，還有像麥當奴神父（Fr. Daniel MacDonald ，1927年10月抵港）般的中文專家。致力認識、適應乃至融入傳教地的歷史與文化，是耶穌會一貫的教條，在300年前的日本如此，在300年後的香港也是如此。

社福工作方面，耶穌會士更是積極扶助貧窮、弱勢的華人，協助他們成立互助社。其中如儲蓄互助運動（Credit Union Movement），就是由郭樂賢神父（Fr. John Collins）首創及推動。為了更好地完成在港事工，融入貧困華人社區，耶穌會士更在1936年在九龍青山公路18號成立語言學校，為新抵香港的愛爾蘭會士提供語言培訓。據賴詒恩神父（Fr. Thomas Ryan）指，當時新來港的會士，需要接受為期三年的中文學習與學校教育工作，以深入認識中華地區的文化。

《沉默》中的耶穌會士並不了解日本文化，但歷史上的耶穌會士不但非常了解當地文化，更力圖指出當地信仰體系的不足，以贏得民眾對基督信仰的支持。1927年來港的蔡伯德（Fr. Patrick Joy）神父，重新刊發《磐石》月刊（The Rock），正是基於上述考慮。

《磐石》是一部非常有趣的月刊，據狄恒神父（Fr. Alfred Deignan, S.J.）所說，這是「一本包含文學與時事文章的天主教月刊，（重刊後）很快就捲入與理性主義者（Rationalists）的論戰之中」。1920年代後期，大眾報章對基督信仰、教育的攻擊逐步升溫。香港教區的恩理覺主教就邀請耶穌會士回應此類惡意攻訐。除在《磐石》回應質疑之外，嘉利華神父與蔡伯德神父也以「科學與宗教」為主題，在聖約瑟教堂附近的St. Patrick’s Club 舉辦了多場演講，主題包括「進化」、「聖經」、「神蹟」等，回應當時的科學挑戰，吸引了大批觀眾，致力守護基督信仰。在某程度上，這也被視為香港版的「科玄論戰」。透過精密辯論以維護自身的宗教、信仰，是這群士紳、學者神父的傳統，只可惜《沉默》並未能夠反映耶穌會士在這方面的睿智。

港版「沉默」 戰火下的耶穌會士

約在首批耶穌會士來港後的十年，日軍開始全面侵略中國，展開第二次中日戰爭。耶穌會士面對來自日軍的壓迫，甚至早於一般港人。有趣的是，日軍對在港耶穌會士還是相對友善的，但原因與宗教關係不大，主要還是當時的耶穌會士以愛爾蘭人為主──而愛爾蘭在二戰中是中立國，日軍不便對他們怎樣──只有如蔡伯德神父及祁祖堯神父等少數神父被捕，兩人也在被拘留三個月後獲釋放。據聞祁神父被捕的原因是他使用希臘文撰寫日記，被日軍懷疑是間諜。但總體而言，日軍對耶穌會士的相對善意，大體上還是便利了他們在戰火中的工作。

1938年10月，麥當奴神父與簡力達「醫生」神父（Fr. Gerald Kennedy）在日軍佔領廣州後，更乘坐救援船前赴廣州參與救援工作。當大批難民湧入香港的同時，這些耶穌會士選擇「逆流而上」，直接面對戰火的威脅。簡力達神父加入耶穌會前，曾在愛爾蘭行醫，他的醫學專業於廣州得到了充分的應用，並成為廣州一所醫院（Fong Ping Hospital）其中一名主管。在他的帶領下，醫院的環境衞生與食物質素得到改善。他更發明了一種藥物，成功救助罹患傷寒的病人。

同年，賴詒恩神父成為《磐石》月刊的主編，又積極參與社會事務，成立國難籌帳會（War-Relief Association）以協助戰爭中的受害者，包括不少來自大陸的難民。賴詒恩神父並聯合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成立房屋協會的前身，興建屋村以為香港貧苦大眾、特別是難民提供安身之所。

到1941年12月的聖誕節，香港終告淪陷。日治初期，所有學校都被迫停課。其後，日軍又允許所有已註冊的華人學校重開。當時，部分華仁書院的高年級學生協助蘇惠民神父（Fr. Ned Sullivan）與郭樂賢神父（Fr. John Collins）救助難民。其後，部分華仁書院學生成立了一所華人學校，向貧困學童提供教育；華仁人於第二次大戰期間工作未曾間斷。

戰爭結束後，華仁書院重開。Fr. Brian Kelly亦重修並重開港大利瑪竇宿舍。華南修院重新運作，會士從澳門返回香港繼續工作。同時，港督任命賴詒恩神父署任農業署主管（Acting Superintendent of Agriculture），負責組織重新發展農林業務、成立蔬菜批發統營市場與漁業合作社。賴神父亦寫了《Jesuits under Fire, in the Siege of Hong Kong 1941》一書，詳述日治時期（1941至1945年）耶穌會士在香港這段「沉默」而艱辛的歲月。

賴詒恩神父用「成長中斷」（Growth Interrupted）來形容日治下的三年零八個月，他說：「在第二段時期的末段，是香港耶穌會為重建香港這個城市與教會而努力的時間。……而耶穌會士的所有教育工作很快就回復正常……香港府政邀請賴詒恩神父出任公職，協助重啟漁、農、林等多個相關部門，負責重新組織農林業，成立蔬菜市場協會與漁業合作社。他亦是房屋協會的創會與活躍成員，並是推動成立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重要精神領袖之一。」

於戰後，耶穌會再次派遣七名會士來到香港。二次大戰後的香港仍然面臨不少社會問題，特別是隨着國共內戰爆發，香港社會人口壓力龐大，耶穌會士依然堅持為社會低下層服務。侯奕純神父 （Fr. Joe Howatson, S.J. ）在1946年11月15日成立了擦鞋童會（the Shoeshine Boys’ Club），別稱華仁貧童會（the Wah Yan Poor Boys’ Club）。而擦鞋童會的工作，主要是照顧與關懷在街頭擦鞋的貧困孩子與其他街童。這個組織即是今日仍然非常活躍的小童群益會（Boys and Girls Clubs Association）前身。

不論是教育、扶貧、房屋等等的工作，在二次大戰前後都見到耶穌會士的蹤影，可以說，耶穌會士同時也是香港社會工作的先驅與提倡者，多年來的辛苦工作贏得了社會廣泛認同。也許有人會問，這些工作不應是政府應該做的嗎？但當政府拒絕或並不適切回應社會的訴求時，也只有依靠這群全心奉獻社會的人默默補足政府施政的不足。耶穌會士在日治時期的確面對艱辛環境，但更多的沉默似乎是來自香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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