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經濟高峰論壇｜于品海﹕香港臨三座大山 須以改革適應變化
《香港01》創辦人于品海出席《香港01》2020 經濟高峰論壇時表示，目前香港正面臨三座大山，認為只有通過改革，才可以適應世界的變化。
于品海先指出中美關係的轉變。在2001年美國政府將中國為戰略競爭對手，其後發生911事件。其後奧巴馬上台時，擬推動圍堵中國政策，可是2008年美國爆發金融危機，讓美國措手不及。當特朗普上台後，推出美國優先政策。
在2001年小布殊時，中國經濟規模為美國的11.8%，奧巴馬上台時，中國經濟為美國經濟規模的31%，特朗普上台時，中國經濟規模為美國經濟規模的60%。據中國最新公布的經濟數據時，已佔美國經濟數據的70%。有英國智庫推算，至2028年時中國經濟可以超越美國；他認為若人民幣匯率強勢，中國經濟規模可於2026年時超越美國。
1920年代，美國經濟規模首次成為全球最大，可是在過去一段時間，中國在貿易及經濟已有大規模上升，軍事力量已有改變。因此近年來，美元成為美國的武器。在二次大戰後，美國成立布列雷森林制度，將美元與黃金掛鈎，以35美元兌成1盎司黃金。其後此制度已廢除，而美元已成為交易工具。
他又指出中國經濟自疫情爆發後迅速復甦，中美兩國的情況可謂處於兩個世界；而美國自列根上台以來，除增加了幾型大企業外，美國好像並無太大改變。
全球正處於百年未有亂局
他提及國家主席習近平多次指出，目前全球正處於百年未有的大變局。可是他認為，始於工業革命以來的全球化模式，在冷戰後已有改變，可是香港人卻少留意，而香港人本身有一句「執輸行頭慘過敗家」。
他又指出過往香港人有夜郎自大的心態，不願接受與深圳處於平起平坐的情況，其後亦不得不接受。雖然適應環境乃是人類的強項，惟香港在此方面仍有不足。縱使不少香港人提出與內地發展金融互動及發展初創，他認為仍未足以解決香港的問題。
中共的成功在於看清問題
他指出中共當年成功打敗國民黨，與中共成功看清問題有關。當年中共提出中國社會面對三座大山，分別為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及官僚資本主義，因看清此三大問題而成功。在鄧小平時代，中國進入富起來階段；在中共十八及十九時，在習近平帶領下已進入強起來的階段。
于品海指出，香港亦面臨三座大山，分別為原教旨資本主義﹑放任自由主義及官僚主義。他認為放任自由主義，已在歐美各地引發民粹主義。過往不少港人以官僚主義來批評中共，但卻忽略中共已進行改革；反而本港的高級公務員團隊，不可以成為改革的包袱。
香港要成為國家隊的前鋒
他進一步指出，不能單以本地生產總值來衡量社會發展。在30年前本港人均GDP為1.2萬美元，今日為4.8萬美元；政府財政收入亦由當年的900億元，增至6,000億元。可是人均收入中位數，由30年前的8,000美元，增至1.8萬美元。明顯增幅不及GDP增長。他批評在欠缺產業政策下，香港市民收入難有增長。
他指出在全球處於百年未有的大變局下，中國已成主導者，在此情況下香港不能作為被動參與者，更不可以成為國家的包袱，反而要成為國家隊的前鋒。他希望香港能進行改革，可以適應世界的演化。
以下為《香港01》創辦人于品海開幕致辭原文
首先，多謝特首對《香港01》2020經濟論壇的支持。
雖然今日的論壇有兩個議題，看似互不相干，其實都直接影響香港應該發生的變化。中美關係是香港發生變化的大環境，香港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融合發展對變化起着助推的力量，主推力依然是香港自己的改革。
2001年美國總統小布殊將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對手，改變由尼克遜時期開始的對華政策，但因為911恐怖襲擊，美國無奈地選擇與中國合作；奧巴馬上台後即刻宣示美國不會做「強國Nｏ.2」，不會讓位於中國，但由於2008年金融危機令美國措手不及，圍堵中國的計劃只能夠點到即止；2016年特朗普上台，「美國優先」政策促使它向全球發動貿易戰，中國是重點打擊對象，結果如何大家有目共睹。連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都無法改變地緣政治和經濟的現實。
小布殊上台時，中國的GDP是美國的11.8%，奧巴馬上台時是31.2%，特朗普上台時是60%，拜登剛剛上台，而中國的GDP已是美國是70%。根據英國某個智庫預計，中國會在2028年超越美國。我認為中國經濟規模甚至會在2026年在上超越美國，唯一的變數是當時的匯率。中國的製造業和貿易規模已經是世界最大的，軍事實力亦發生改變，美國唯一的撒手鐧是美元，近年美國不停用各種手段威脅其他國家，最常用的是美元，因為只有它才能夠起到威懾作用。為什麼美元如此重要？因為它是世界最強大經濟體和貿易國的貨幣，支撐着世界市場的交易和作為投資的對象。如果背景發生改變，美元的地位為什麼就不會變？美國在1920年左右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二戰結束前（1944年）各大經濟體一起簽署布林頓森林條約，以美元作為錨定貨幣，以35美元兌換黃金，到了尼克遜時期廢止了與黃金的掛鉤，但美元的地位已經建立。這個過程到今天走了剛好一百年。
一百年過去了。習近平最近幾年經常提出「世界百年未遇之大變局」，中國的崛起是變局的主要內容，但並不完全只有這樣，至少可以說，以工業革命、舊資本主義、殖民地主義為起點的現代經濟和全球化政治經濟格局在二次大戰和冷戰之後走到了高潮，情況開始發生變化。香港人不習慣研究這種變化，很少討論它對香港的意義。香港有句話叫「執輸行頭、慘過敗家」，如果我們不知道世界發生什麼事，就真是「執都冇得執」。
大家以為2019年發生了很多事，原來2020年發生更多事。將香港和中美兩個大國相提並論有些自大，美國針對香港的制裁是中美關係狂風暴雨中的小雨點，但足以說明香港騷亂的時代背景。美國在疫情期間、總統大選以及國會山莊的騷亂，相對於中國疫情之後經濟迅速恢復，中共在五中全會上對以後五年的規劃和以後十五年願景的討論與決策，讓人感覺到有兩個世界，中美兩國好像存在於平行時空中互動，這些都是百年大變局的一些表象。
自從列根當選美國總統到今天，美國經濟除了在規模上有些增長，多了幾家大型的互聯網企業，好像沒有很多值得吹噓的地方？香港在同一時期進入回歸日程，之後，香港與內地的關係峰迴路轉，發生在深圳和香港之間的變化可以解釋這段歷史。香港和深圳做比較，關鍵不在於兩個城市，而是它們代表了西方經濟和中國經濟的變化，可以通過它們看透中國和西方的發展軌跡。
香港曾經夜郎自大，不屑與深圳平起平坐，今天只能接受現實。歐洲和美國同樣面對這個認識的改變，必須重新認識中國崛起的意義。如果只是經濟規模還好，但它代表的是更大變化的起點。適應變化從來就是人類最重要生存之道，香港曾經以為管理變化是自己的強項，事實證明能力要繼續加強。對於中美、中西、深港的變化，我們除了用「世界百年未遇之大變局」去理解，還有其他方法嗎？
香港的問題會否因為有了大灣區的金融互動、創科合作就解決？沒有人會認為事情是如此簡單。為什麼？很多人（包括國家領導人）用深層次矛盾來定義香港的困局，意思是就算樓價再升多少、股價再升多少、GDP再升多少，都解決不了的困局。土地和民生的問題容易讓人理解，市民容易明白，因此不少人用它來解釋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在座的都是社會精英，我嘗試用另一種方式討論。
中共在革命時期將中國面對的問題定義為三座大山：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熟悉中國歷史的人都會明白，將問題看得更清楚是中共打贏國民黨，建立新中國的起點，也是中國「站起來」的階段。鄧小平提出解放思想、改革開放，推動經濟建設，摸着石頭過河，中國人進入第二個階段——「富起來」。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大和十九大的工作也是用差不多的邏輯看問題，中國開始進入「強起來」的階段。
將香港的問題講清楚，對症下藥，是解決香港問題的起點，亦是內地普遍使用「問題導向」制定政策的意思。如果大灣區內的香港和內地只是進行金融互動、創科合作，我們就依然沒有看見香港問題的性質。其實，香港同樣有三座大山：原教旨資本主義、放任的自由主義、官僚主義。
舊式的資本主義被人稱呼為「原教旨」，它存在各種缺陷，僵化的既得利益結構約束了社會和民生的發展，只有不斷改革才能避免制度腐敗，如新加坡和德國，它們就是不一樣的資本主義。不思進取不求改革的資本主義只會身陷困局，美國、希臘都是案例，已經有不少人提出要將原教旨資本主義改革為進步的資本主義。
自由主義曾經是積極的思想，推翻了封建帝王政權，代表改革，但它早就淪落為放任的自由主義，這種放任的意識形態只會培育出美國和歐洲盛行的民粹主義、個人主義，還有港獨、自決等分離主義，以至不負責任的議會操作等無意義的政治行為。
官僚主義曾經是用來批評中共的專用語，很可惜，連中共都開始了治理體制的改革，官僚主義成為集中被批評的社會共識，但是大家沒有注意到香港的官僚主義（AO黨）已經超越內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毫無改革魄力和改革意識的政府領導層和缺乏執行力的高級公務員團隊成為施政的包袱和障礙。
這幾座大山就好像文革、官場腐敗等，同樣壓得香港喘不過氣，但沒有人像鄧小平、習近平那樣下決心去解決問題。
有人說香港經濟還不錯，常年有幾個百分點增長，這是指GDP，但交租或出糧能靠GDP嗎？香港三十年前的人均GDP是12,097美元，2018年是48,675美元，增加三倍。香港政府的財政收入在過去三十年由每年接近900億港元升到去年的接近6,000億港元，增加近六倍，但香港絕大多數人的收入就遠遠沒有這個升幅。三十年前的個人入息中位數大約是8,000港元，2019年是18,000港元，意思就是有接近200萬人每月收入在這個數字之下，三十年只增加了一倍多些。樓價升了多少就不用多說，香港人很熟悉。
GDP不等同社會財富，更無法反映經濟品質。如何比較賣一億雲吞麵或牛腩麵與賣一億特斯拉電動車，或者華為雲的一億收入？當然有分別，而且是很大的分別。1,000個工人是清潔工人或售貨員，抑或是華為雲的員工，意義不一樣。這是經濟管理者的工作，如果社會提供的大多數職位是清潔工、看更或售貨員，他們的收入根本無法增加。
所有人都知道香港無產業政策，沒有產業，就沒有就業，沒有高產值和高效率的產業，就業的收入又如何可以提升？很多人，特別是政府，都在講創科，都在講知識經濟，但同時會聽到一些人蠢到說香港醫生是用英文的，有幾個「鬼佬」法官香港司法就證明是獨立的。這些都是殖民地精英的一絲殘餘優越感，以為知識和進步是如此膚淺。香港當然不是一口井，但為什麼還住着不少喜歡講英文的青蛙？如果我們還是靠識得幾句英文來衡量自己的能力和香港的進步，以為獨角獸只會在美國誕生，香港就真的很危險。
《香港01》在創業時，我用「是時候改變了」來告誡團隊，要他們超越紙媒和電子媒體，用不同的方法發出不同聲音，才能適應香港面對的新世界。這一次的嘗試是成功的，作為網媒，我們成為香港最有影響力和最多人依賴的新聞資訊來源，同事前幾年都想不到，有人曾經擔心別人靠賣報紙可以獲得更多受眾。
特首最近經常引述鄧小平，我亦想起鄧小平先生在1992年南巡時的話。六四之後，改革停滯不前，他憂心忡忡，對當時的中央政府發出了嚴厲的警告：不改革、就下台。如果香港下定決心，大刀闊斧推動改革，包括產業和收入的改革，再發生大規模騷亂的機會會少很多。江澤民先生最後沒有下台，甚至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標誌性人物。希望政府看得見。
中國是「世界百年未遇之大變局」的主導者，亦是全新世界政治經濟轉型、新一輪全球化的主要推動力量。香港曾經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中扮演重要角色，但當時是被動參與，賺了一些錢。今天的香港不可以再被動參賽，而積極參賽的第一步就是不要成為國家的包袱，更不應該成為國家參賽的障礙，而是要全面推動改革，以成為中國隊的前鋒來定位自己。只有這樣，香港才能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裏。
這就是開始時候的說法，只有改革才是香港發生變化的主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