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觀察：「八國聯軍」伸出索賠之手　賠償還是開戰

4月26日，被視為中共官方立場風向標的《人民日報》，以「這就是我們的立場」為題，在其官方微博發佈了類似海報形式的信息——「沒有人是病毒同謀 每個人都是受害者。 向受害者『索賠』 多顯荒謬」。這是中共針對近期西方多國因為新冠（COVID-19）肺炎疫情而出現的「向中國索賠」聲音的最新公開回應。

從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在歐美開始大肆傳播開始，因為疫情「向中國索賠」的聲音在西方開始出現並日漸甚囂塵上，大有對中國形成「圍剿」之勢。

這股追責和索賠聲音反饋到中國，引發了中國輿論的強烈反彈，以至於「辛丑條約」「庚子賠款」這些已經蒙了兩個甲子塵土的名詞，再一次被從故紙堆裏翻出來。雖然諸多理性分析認為所謂索賠論不過是部分政客有意推動下，西方社會的一種情緒宣泄和轉移，但是新「八國聯軍」是否要再次入侵的隱憂在中國的輿論場已經形成，並激發中國社會的民族情節和對西方的對立情緒。

索賠聲四起

聲稱中國應該對新冠肺炎疫情負責，從而「向中國索賠」的聲音最早出現在美國。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John Trump）3月13日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同一天，佛羅里達州棕櫚灘縣一家名為伯曼律師團隊（Berman Law Group）的律師事務所向該州南區法院發起針對中國的集體訴訟，認為中國需要為新冠疫情在全球擴散負責，並要求中國賠償數十億美元。

據稱他們讓中國賠償的事實依據是中國作家方方即將出版的《武漢日記》。整個2020年3月，包括佛羅里達州，美國得克薩斯、內華達和加利福尼亞州發起了至少4份針對中國的起訴，其中一份甚至提出「生化武器」的說法，控告武漢病毒研究所和中國軍方。

如何獲得中國賠償的各種「方案」也開始出爐：美國共和黨籍眾議員吉姆•班克斯（Jim Banks）3月16日在霍士《塔克•卡爾森今晚》節目中稱，為了追討中國賠償，可以考慮不兑付大部分中國購買的美國國債。隨後，澳洲議員克里斯滕森（George Christensen）4月3日向議會提議「收回達爾文港和中國公司租用的農地，作為抗疫的賠償！」美國保守派雜誌《國家評論》也建議美國政府說服其它國家，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沒收中國國有企業資產來補償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損失。4月16日，兩名共和黨議員甚至在美國國會發起議案，要求剝奪中國的「國家主權豁免權」，讓美國公民和地方政府可以將中國政府告上聯邦法院、索取賠償。

很快，這股對中國「索賠」聲浪從美國、澳洲發展到歐洲乃至印度。印度兩個律師協會4月4日向聯合國訴狀中國「秘密發展大規模殺傷性生物武器新冠病毒」索賠20萬億美元；4月5日，英國一家名為亨利•傑克遜學會（Henry-Jackson Society）的智庫還發布了一份44頁的報告，報告稱新冠病毒對G7國家造成約3.2萬億英鎊的損失，呼籲英國應向中國損失索賠3,510億英鎊。甚至德國也有媒體在4月16日發表一封標題為「中國危害全世界」的公開信，引用一些未經證實或澄清的報道如「研究蝙蝠的武漢實驗室」，進而展出了一份「賬單」，列出了需要中國政府賠償的款項。

一時之間，中國似乎再次身陷120年前「八國聯軍」的包圍之中。「新八國聯軍圍剿中國」、「庚子賠款」、「八十國聯軍向中共索賠」之說開始在中國輿論場頻頻出現。甚至說法稱，西方索賠一旦得逞，中國的國庫將被掏空，中國將再次一蹶不振，重複百年屈辱史。

「八國聯軍」來了？

這些說法，源自中國近代的一段喪權辱國曆史。1900年按照中國古代天干地支紀年法成為庚子年，當年以「扶清滅洋」為口號的義和團運動，引致俄、德、法、英、美、日、意、奧八國聯軍武力干涉，第二年清政府被迫簽訂《辛丑條約》，承諾賠銀4億5千萬兩，賠款的期限為1902年至1940年，年息4釐，本息合計9億8千萬兩，是為「庚子賠款」。

一直存在於中國人記憶中的「八國聯軍」「庚子賠款」被認為是中國近代衰落的開始，當今天西方多國再次出現向中國索賠的聲音時，中國民間的民族屈辱感記憶再次被喚醒，民族情緒與對西方排斥心理再次高漲。

加之3月底，美國北方司令部將重要的指揮部分散到了著名的科羅拉多夏延山掩體和另一個秘密地點，將其隔離以確保在疫情的情況下軍方能正常工作。而4月初美國政府開始全球撤僑，更加讓外界尤其是中國民眾猜測美國已經為戰爭做準備。畢竟在過去幾十年中，美國在戰爭之前也會動員自己在海外的公民儘快回國。2003年美國攻打伊拉克時，就曾有類似的舉動。這成了輿論猜測美國可能再次發動戰爭的一個重要依據。

美國真的會為了減少肺炎疫情造成的經濟下滑以及其他諸如失業等社會問題，聯合他國對中國索賠甚至宣戰？

從現在來看，可能性很小。畢竟前文提及的所謂「索賠」聲音，均來自一些對華強硬派官員、非政府組織以及以吸引眼球為主要目標的非嚴肅媒體，並不是各國政府的官方行為。比如針對亨利•傑克遜學會的報告，唐寧街對媒體的回應是不予置評。對於《圖片報》這家德國發行量最大的通俗報刊提議向中國索賠行為，德國聯邦政府的對應是公開表示，不認為中國政府有意隱瞞以及在應對疫情上有不正當之舉。

一些對華鷹派官員的立場當然會部分影響所在國政府，但是即便真有哪個國家政府出面要中國賠償，這種索賠同樣要面臨法律和現實障礙。國際法中的主權豁免，指的就是國家及其財產免受外國法律和外國法院的管轄。所以，西方政府根本無權就此向中國索賠。

正如4月20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對於索賠論的三連問：「2009年，H1N1流感在美國大面積暴發並蔓延到214個國家和地區，導致近20萬人死亡，有誰讓美國賠償了嗎？上個世紀80年代，艾滋病首先在美國發現並蔓延至全世界，不知道給世界上多少人造成痛苦，有誰找美國追責了嗎？……2008年發生在美國的金融動盪，雷曼兄弟公司破產，最終演變成全球的金融危機，有誰要求美國為此承擔後果了嗎？」

如果（當然，是非常小的小概率事件）某些議員所謂的強行扣留或凍結中國資產行為真的發生，那麼作為一個主權國家，且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政府必然會祭出相應的報復手段。到了這個地步，如果雙方互不讓步，戰爭似乎也就避無可避。而現實是，即便是軍力比中國強大得多的美國，如果貿然和中國開戰也難免「傷敵一千自損八百」。這顯然不是理性政客和政府的選擇。

中國該不該擔責？

當然，在否認「索賠論」的同時，也需要承認，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初期，湖北省和武漢市的官員代表的中國地方政府，是存在警告延遲和和不當應對的。不過正如有的分析所稱，「因為地方官員失職而追究國家責任，在國際上是說不通的。」更何況，西方發達國家在疫情爆發初期，政府同樣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混亂和慌張。

從公開信息看，並無證據或迹象可以說明中國政府瞞報疫情。世衛組織（WHO）公布的信息顯示，中國政府很早就向國際社會通報疫情，和世界衛生組織保持充分溝通。官方從4月17日開始的修正病例數據和到公布武漢最早的病例會診記錄，也是對他國質疑的正面回應。

更多觀點認為，自新冠肺炎在武漢爆發，到中國用兩個多月時間控制疫情的蔓延勢頭，及至歐美成為疫情爆發地，且感染病例和死亡病例數據遠遠超過中國，讓西方國家從開始的「看戲」的旁觀者變為了水深火熱的「劇中人」。目前絡繹不絕的「索賠論」，與其說與西方對華慣有的傲慢心態和意識形態對立有關，不如說是疫情肆虐壓力下的一種情緒宣泄。要知道，西方國家一直習慣以文明、先進的領導者的姿態自居。這種心態下，作為疫情後發國家，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卻數十倍於中國，對包括一些政客在內的人來說，從情感上實在難以接受。

這一點，也解釋了為何中國周邊的亞洲，各國如韓國、日本新加坡等，反而沒有這種索賠聲。第一因為亞洲國家文化上有相似之處，且歷史上西方國家全球殖民的過程中，亞洲各國幾乎都是弱勢的被殖民。第二，亞洲國家普遍受到儒家文化影響，集體主義在亞洲能得到更多的肯定和體現，這讓亞洲各國疫情相對歐美要輕得多；亞洲國家更容易了解並接受中國的疫情防控方式。

再者，西方的選票制度，讓需要面對今年11月大選的美國政客們，為了抓取更多籌碼獲得選票，不僅需要尋找「背鍋俠」來讓民眾的不滿得以發泄，也需要找一個共同的敵人來製造團結民眾的口號。在目前這樣的局面下，反華進而索賠就成了一個穩賺不賠「政治正確」的選擇。但是這種選擇，終究只會是一種政治操控手段下的中西方輿論對抗。畢竟，中國已經不是120年前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