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台灣大選】多維社論：給蔡英文的八個建議（中）
2020年台灣大選結束，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以817萬票，戰勝國民黨候選人韓國瑜，再次當選台灣總統。《多維新聞》發表題為《給蔡英文的八個建議》社論。
社論指，選舉是人民的意見表達，我們對此向蔡英文表示祝賀，也希望她能夠真心實意考慮台灣人的需要和未來，把在選舉時用來挑撥民情的政治操作收起來。
這次大選是在一種非常特殊的氛圍下進行的。國際層面，中美在進行激烈對峙，世界正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台灣的國際空間越來越被收窄；兩岸之間，對峙氣氛進一步加劇，北京提出了「兩制台灣方案」，統一正成為一個越來越無法回避的話題；台港之間，香港反修例危機的動員效應在台灣廣泛發酵，民進黨收割了所有成果；台灣內部，經由兩黨競相炒作，「芒果乾」（亡國感）成為一個熱門話題。而藍綠兩黨則繼續撕裂，國民黨在選舉中昏招迭出，陷入嚴重撕裂，打爛一手好牌。
如果沒有這些內外氛圍，今天的選舉可能是完全不一樣的結果。所以，蔡英文雖然贏得選舉，但在另一方面，也可以說不是她贏得選舉，而是其競爭對手輸了選舉。蔡英文及民進黨必須認識到，她的勝選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人民雖然將票投給了蔡英文，卻並不代表對她過去四年的執政成績滿意。而是受情緒和氣氛驅使，不願把票投給國民黨和韓國瑜。蔡英文尤其不能忘記，就在這次大選啟動前，她的民調還在各主要政治人物中排名墊底，民進黨還深陷能否繼續執政的危機。所以，未來四年蔡英文如果想順利執政，就必須學會做一個和第一個任期不一樣的總統，我們給她提出了八條建議。
以下為社論全文的中篇，內容是第三至第五項建議：三. 正視分配不公，建立經濟民主社會；四. 提升台灣經濟活力；五. 弭平社會政治撕裂。
第三、正視分配不公 建立經濟民主社會
蔡英文必須認識到，在她的第一任期，內政乏力一直是她的最大短板，而人民對經濟民生的不滿則是導致她民意長期低迷的最根本原因，這種情況，應該在她的第二任期得到改變。
作為一位還要繼續執政四年的領導人，蔡英文需要看到這個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自2008年經濟危機爆發後，世界各地大規模的群眾抗議事件就層出不窮的爆發，從美國華爾街的佔領運動、突尼西亞開始的阿拉伯之春、到近幾年台灣的太陽花運動、法國的黃背心運動，以及香港修例風波，叫人不禁要問這個「起火的世界」怎麼了？
顯然這不會是一個個孤立的社會事件，而有著共同的結構性原因。這些大規模群眾抗議，彼此表面上的具體訴求看似並不相同，部分地區的群眾抗議更是打著自由主義的旗幟，以「反專制」、「要民主」的面貌呈現，但歸根結底來說，這「起火的世界」背後都有著共同的經濟因素，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所埋下的惡果，是一種對於經濟分配結構為資本霸權所宰製的不滿。
即便多數參與抗議的群眾並沒有這一層次的認知，但難以否認的是，假如沒有經濟分配不公的「土壤」，街頭上是難以遍地開出「太陽花」、「茉莉花」、「雨傘花」，也無法讓散沙般的群眾，紛紛化身，把失望的情感寄託在一個個讓人看不清面目，也不知道到要走向何處的蒙面人和V怪客身上。
2015年太陽花運動的爆發，就象徵著馬英九政府的無能，無法讓兩岸經貿所創造的經濟紅利，藉由分配結構的調整，以及產業、民生政策的手段來讓社會多數人分享。結果紅利只讓少數資本家獨佔，「馬英九們」成為中國大陸經貿讓利的利益關係人，使得有望給台灣帶來經濟活水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最終被「恐中」的情緒妖魔化為洪水猛獸，失去理性討論的空間，台灣也錯失與中國大陸經濟進一步整合、互惠的契機。
太陽花運動雖然鬆動原本的政治板塊，重挫國民黨，並讓民進黨全面掌握行政、立法大權，人民將改變的希望透過選票寄于蔡英文政府，盼其能「點亮台灣」，走出經濟民生的困局。然而，民進黨政府四年來的執政，到頭來卻只能靠營造、煽動「亡國感」，吃香港動亂的「人血饅頭」來尋求連任。這清楚說明蔡英文在內政、民生的施政有多麼乏善可陳。
雖然民進黨政府不時也會公布成績單，用精選的數字、亮眼的口號和動人文案贏得選舉，但不管官方敘事中的台灣有多美好，秀出的經濟表現有多耀眼，它卻與大多數民眾不斷往下墜落的生活質量形成強烈對比。
最令人憂慮的是，迷失於GDP等無法反映民生福祉的指標，還自滿于「民主可以當飯吃」的蔡英文，很可能還會因為這次選舉而進一步鞏固原來的錯誤認知，繼續忽視台灣潛藏的深層次矛盾與危機。
儘管台灣在解嚴後的民主化進程，推翻政治上的威權，有了政治民主，獲得了直接選舉政治領導人的權利。但為世人所不察的是，政治威權的退位，使得掌控台灣經濟規則和財富大餅分配的權力，已悄然為資本霸權所接手，其政治影響力也扭曲了台灣的經濟規則和分配結構，以經濟不平等、貧富差距和社會福祉的崩解為代價，日益朝向有利於資本的積累和社會頂層福祉的方向發展。這種情況，蔡英文必須全力扭轉。
第四、提升台灣經濟活力
繼續執政的蔡英文不只是需要有魄力與能力重構為資本霸權所主導的經濟和分配規則，還需要就如何調整台灣的產業結構，增強台灣經濟的內在活力有新的認識。蔡英文必須認識到，經濟是一切問題的根本，和2,300萬台灣人的生活與信心密切相關，是年金問題、青年貧窮問題的根本原因，也是台灣主體性的最核心內容，唯有壯大台灣的經濟實力，台灣才有掌握自身前途命運的物質基礎。
然而台灣要如何想像和擘劃未來的經濟藍圖與願景，只有認清現實，總結台灣經濟發展的成功與失敗經驗，才有助於指引未來。
中國大陸的經濟崛起和政治實力是台灣必須勇於直面的現實。台灣即使在意識形態上抗拒中國，但過去二十多年來，兩岸經濟關係卻是持續地整合，即便在蔡英文執政期間這一過程也在繼續。事實上，不只台灣，世界各地的經濟體都是難以去設想一種能獨立於中國大陸外的經濟願景。
因此，台灣如果不能睜開被冷戰意識形態所蒙蔽的「左眼」，仍深陷恐共、反中、擔心被吞併的情結，只會讓台灣更加孤於區域發展之外，而假如無法適時把握中國大陸的市場環境，台灣產業的創新升級又談何容易。
回顧歷史，二戰後台灣經濟為什麼能快速成長，並為台灣找到驅動經濟引擎的產業，同時在全球分工體系取得一席之地？有輿論認為台灣今日經濟如此，是因為全盤接受自由市場的經濟制度，以及單純接受外資主導的出口導向政策所致。然而亦有學者反駁，認為台灣經濟之所以能夠成功發展，關鍵是在於政府積極、高度主導的產業政策，有策略的參與全球分工體系。
關於台灣經濟何以不振、產業轉型為何喊了二十年仍無果，學界都有許多說法。綜觀這些說法後可發現，諸多原因固然都有理，但根本問題仍是台灣政治民主化後，面對產業轉型及重重困境，政府受制于政商集團的短視利益，且政黨惡鬥下以參選致勝為目標、而不以長遠發展為主軸。過去二十年的產業政策，一任政府上任即推翻上任政府，從亞太營運中心到亞洲矽谷，往往換個名稱、再來一遍，最終才有今日社會對於「民主化後為何產業經濟反而無法改善」之疑惑與駡名。
台灣從威權進入民主，絕對是政治上的巨大進步，但如何在民主制度下避免政黨政客與資本因為私利而勾結互相圖利影響到經濟，對台灣來說也絕對是一個挑戰。台灣得在新的時空背景下，重思政府的功能與角色，經濟官僚體系需有「救亡圖存」的發展意志和願景，且在擬定政策時，以整體的、長期的社會發展為目標。
對此，蔡英文重新定義政府在產業、經濟政策上的角色和作用，利用產業政策來引導台灣豐沛的資金（超額儲蓄），創造充分就業的環境、推動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而非大量流向房地產、金融等領域，扭曲經濟結構、惡化分配不均。作為總統，尤其要處理好與資本的關係，不要成為資本利益的代言人。台灣若要找到經濟的活力與前景，絕不能忽視的是與區域和全球經濟發展的角色與關係，領導人唯有這樣的認識與實踐，台灣的經濟實力才有可能壯大，並有力支撐起一個可持續發展、符合公平正義的民主社會。
第五、弭平社會政治撕裂
蔡英文面臨的另一個挑戰是如何弭平台灣的政治撕裂。在經濟之外，台灣社會亦似乎有著兩種面貌不斷輪替切換著：平常和和氣氣、充滿著禮貌與人情味，外國遊客與陸客都會大加讚賞；一旦觸發選舉開關，社會立馬切割成水火不容的幾方對峙，彼此怎麼對看都覺得面目猙獰。
最嚴重的是，選舉開關觸發後，撕裂的不僅是整個社會，還有無數家庭。選舉期間常常出現的如下新聞：原本應當親密無間的家庭，父母子女、夫妻、或兄弟姐妹間，因為支持不同立場候選人而爆發激烈口角，甚至出現暴力流血事件。原本一個完好的家庭，轉瞬間成了血親之間的生死之鬥。這次選舉就被認為是「世代革命」，一家之內，父母和子女之間，甚至是夫妻之間，做出完全不一樣的選擇，就折射出這種撕裂狀態。
很多人都無法理解，為何一碰到選舉議題，原本和藹可親的親人，竟瞬間變得如此不可理喻。這很大程度都是因為，台灣政治競爭的主軸是極度具有撕裂性的統獨問題，統獨問題涉及的不只是對國家未來的立場，更涉及國家認同、身分認同等極為敏感的政治概念，一旦家庭成員隨著統獨議題而分裂，就形成一幅非常詭異的「隸屬不同國度的一家人」畫面，異國與一家，構成非常大的政治反差。
就整個社會而言，近年來各股政治力量沿著社會議題邊界形成分歧，也造就不同世代間的對抗。除了統獨議題外，軍公教年金改革、同婚合法化、電力供應也激起社會對立，這些社會議題往往因為政治的介入，政黨政客們經常通過刻意製造分裂以鞏固基本選民而少有理性討論的空間，在激昂的情緒下，非黑即白的邏輯反倒成了分類敵我的標準，「不支持就等於反對」，支持與反對之間的理性空間無有存在。
最讓人痛心的是，介入社會議題的政治力道，嘴裡說得滿口仁義道德、高舉社會公益，但實際上卻「男盜女娼」，大都出自於政治私利的算計。這些政客不在乎讓社會分裂的議題，究竟是否真能推動社會公益，也不願傾聽不同意見者的聲音，他們最善於把自己提升到道德上的制高點，把社會的撕裂，當作自己的政治提款機。
國民黨與民進黨兩大黨，要為這種撕裂負主要責任。這次選舉，這種結構性的撕裂又再次呈現。就此而言，蔡英文應該給予這個社會有清點傷口、療傷的機會，而非像以往一樣在傷口上撒鹽，一個負責任的總統應該修補社會的傷口，並使遲滯許久的經濟發展能夠再度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