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白日青春》導演劉國瑞：香港人血液裡一直帶著飄泊的基因

繼2021年上畫的《手捲煙》後，《白日青春》是另一部同樣由新導演執導，以本地少數族裔為題材的電影。馬來西亞導演劉國瑞憑本片於第59屆《金馬獎》大放異彩，一舉拿下最佳新導演及最佳原著劇本獎，擔演男主角的黃秋生亦獲得最佳男主角殊榮。片名中的「白日」和「青春」分別是兩位主角在戲中的名字，來自清朝詩人袁枚的《苔》：「白日不到處，青春恰自來。」象徵著人對更美好生活環境有種本能的嚮往，旺盛的生命力令人有不撓意志，能在困境的環境中生存下來。
文：金寶｜圖：高先電影有限公司

「莫青春」在戲中另一名稱是哈山，由巴基斯坦籍年青演員林諾飾演，角色隨家人逃難到港，一家人為了獲得合資格移民的身份苦苦掙扎，父親阿默因為和黃秋生飾演的的士司機陳白日發生衝突而死於車禍，因著內疚，秋生協助這個難民男童，在被警察追捕時潛逃，於是兩個年紀相去甚遠，關係錯綜複雜又素未平生的人，就在一個晚上展開了一場奇異的逃亡之旅。

電影雖以本地的難民為題，但導演劉國瑞在當中放進最多的，其實是離鄉別井的人，那種飄泊的心情。「在發展《白日青春》這個故事的時候，我放了很多自己的情感進去。我是馬來西亞華僑，住在馬來西亞的一個小鎮，大部分的年青人都會選擇向外闖，會選擇去吉隆坡或大城市，很多人會選擇去台灣或新加坡，所以我從小到大，流徙、飄泊和離別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至劉國瑞長大，他選擇了來港升學。「來之前對香港零印象，不會廣東話，最初的半年，或說是到現在還是有不習慣的地方，因為香港人的想法和節奏很不同。」在這裡沒有親戚和朋友，關於移居，最深刻的感受是無助和孤獨，都被放進日後的作品裡。「那種孤獨有時是，比如說不在父母的身邊，會對家人牽掛，或是覺得自己沒有盡子女的責任。年紀大了，會意識到老人家身體開始不好，那種孤獨不安，和遠離了家人一定有關係。」這番說話，大約說出了近年不少移民港人的心聲。

劉國瑞喜歡看邊緣族群，那種「兩面不是人」的處境所引發的故事，難民是其中一種邊緣族。「在香港，是否符合難民資格要經政府的審核，要獲批了難民資格才會轉交到聯合國的難民處，再申請移居第三國家，但香港獲得難民資格的機率很低，少於1%，大部分的人都會被遣返。我認識一個來自埃及的家庭，因受到迫害，一家四口來到香港，在香港已經生活超過十年，在這裡再有兩名子女出生，他們明明已獲得難民資格，但聯合國卻不受理，令他們無法離開，留在香港亦沒有一個合理身份生活。」前無去路，只有漫無目的的等待。「他們沒有社會福利，政府的津貼無法養活一家六口；心理上，父親承受很大的壓力，因為當初由他選擇帶家人來港，他很不安，對未來沒有方向，因為不知在等待甚麼。」

陳白日這個角色，五、六十年代和妻子由大陸游水偷渡來港，太太途中溺水，只剩陳白日上岸，令他一生鬱鬱寡歡，亦和兒子關係疏離，曾經夢想過彼岸會是樂土，但沒有了家人在身邊，還是沒有幸福。「人總是嚮往美好的生活，這是本能反應，好像太陽花會向著太陽，候鳥會遷徙，百多年前人移居到想去的地方生活是很自然的事，但現代社會的框架，人的流動性會被國境限制。我不是在挑戰社會制度，但我們要意識到，隨著本能，人就是這樣不斷地遷徙，而很多發生在遷徙家庭身上的悲劇，是因為我們有很多社會框架，令到很多這樣不幸的事發生。」

由難民引伸到香港的目前，劉國瑞認為香港人的血液裡一直帶著飄泊的基因，但在過去數十年，這種基因已進入休眠狀況，到近年才再被激活。「有很多人早年由國內逃難到香港，他們的下一代在香港出世，像我這樣八十或九十後的一代，不知道飄泊是甚麼，他們視這裡為家，紮根在這裡。我來港時大約是08年，當時香港的向心力和社會氣氛都很好，大家會想辦法建設香港。在這裡生活了十幾年，看著我這代的香港人慢慢改變，由非常樂觀，視這片土地為永久生活之地，到現在感到失望想離開，愈來愈接近我在馬來西亞感受到的一些華人想離開的情緒，這種想去尋找更好生活既意欲，近幾年在香港開始浮現，和我在香港生活的心境較接近，或是將這種飄泊的心情放到香港今日的環境去說故事，本地觀眾能明白更多。」

雖然《白日青春》是劉國瑞的第一部長片，但他很清楚自己想在電影中呈現的效果：「我係一個靜態的人，沒有很強的表達慾，我只是觀察到一些東西，呈現給觀眾看，讓觀眾在當中找到自己的故事，看一件事應該有很多不同的面向。」因此《白日青春》有一個開放的結局，由異地來的哈山和陳白日，在香港短暫相遇，電影完結於奔向未來那未知的一刻，留下空間讓觀眾解讀劉國瑞放了進電影的個人經歷，以及作為一個外地人，生活在香港多年後的一些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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