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檳城走到台北　柯汶利的導演路：我知道自己要什麼

做人有沒有夢想，最終還是會變成一條鹹魚。當你二十多歲，有穩定收入，有車，又可以買樓，過着看似一帆風順的生活時，為了「想做的事」，你會願意放下一切，離鄉別井，從頭適應另一種人生嗎？
這個年頭，夢想二字講得太多會被嫌棄。不說不談也可，最重要還是清楚自己想要什麼。來自馬來西亞的導演柯汶利沒有時常將夢想掛在嘴邊，但他說：「我知道自己要什麼。」於是他從馬來西亞走到台灣，從金融才俊變為電影系學生，從金鐘獎衝向奧斯卡，一直踏實地向前行。
攝：陳嘉元　協力：采風

愛面子性格　後悔也不能回頭

很多人會說自己自小夢想成為什麼什麼，柯汶利在以往的訪問提過對戲劇的興趣源於哥哥在學校戲劇社演出《西遊記》，今天請他再想，他沉思了好一會說：「應該是高中的時候加入了戲劇社，成日度劇本、指導演員，好熱血！從那時開始便很喜歡做這件事。」他說話時夾雜廣東話和國語，沉穩卻又有活力。

一早便認定自己喜歡戲劇，初中畢業後，柯汶利沒有繼續升學，打過不同的工，覺得從事廣告業可以構思創意點，又跟影像相關，便決心儲錢出國念廣告系。為了儲錢，他在匯豐銀行工作兩年，累積了新台幣300萬元存款，來到台灣世新大學雙主修口傳與公廣系。聽起來理所當然的一條路，其實有過爭扎，也充滿犠牲，像賭博一樣。

從前一個人住套房，家裏有傭人，平日又以車代步，可是來到台灣，變了四個人同住一間房，要自己洗衣服，整天走路。生活模式改變以外，柯汶利亦甚為冒險，拍攝《自由人》預算105萬新台幣，他取得45萬資助，意味自己要墊資60多萬，於是賣了車子，更向親戚朋友借貸，打算破釜沈舟。他形容情況就像把大樹連根拔起後，又重新撒種子一樣。一開始他覺得後悔，但笑說：「我是比較愛面子的人，那天從檳城離開，很多人來送行，帶着花、卡片、禮物，什麼一路順風啊、夢想成真啊，看着這些東西就知道，我已經沒有辨法回頭了。」

柯汶利現在語氣輕鬆，卻仍能從他說話時的眼神想像到那時侯的決心。結果他說自己「剛好真的有做到」，更憑着短片《自由人》於2014年台灣金鐘獎獲得最佳迷你劇、編劇、導演與音效四項大獎，又以這部短片獲得第55屆波蘭克拉考國際影展銀龍獎劇情片最佳導演獎、第18屆上海國際電影節最佳劇作獎、美國尤金國際電影節最佳外語短片等殊榮，而且衝入第88屆奧斯卡，入圍最佳實景短片獎前十名。一切得來不易，柯汶利回頭看，堅定地說：「我知道自己要什麼。而且只有當你犠牲愈多，手才會變空，才可以抓得到更多東西。」
 

台灣機會較人多　但電影產業路還長

來自馬來西亞的柯汶利從小喜歡香港電影，到現在問他最欣賞的導演是誰，他還是會說：杜琪峯。深明馬來西亞是相對保守的回教國，柯汶利老早便有出國的念頭。最初他想去美國及英國，但因為成本問題，最後選擇了香港、北京和台灣。然而他最後沒有成為香港導演，為什麼？因為天意。那時他一次申請三個地方，心想：「我不管了，哪封信先來，我就去！」最後台灣跑出，他也慶幸自己來到這裏。　

「台灣人的想法比較樂觀，比較沒有那麼現實，比較願意做夢一些，別人也比較願意相信你的夢。」柯汶利如是說。台灣政府對電影的資助一向不俗，作為異鄉人，他自覺機會反而更多。「台灣對外國人其實蠻好的，他們包容性比較強，比較容易相信人，無意間機會也變多了。而且比起其他國家，台灣電影的平台跟管道比較多，至少有公開的提案，外行人要進這行業也相對容易。」

入行不是難題，但台灣電影產業的發展倒是令柯汶利有困惑的時候。看過《自由人》就會知道，柯汶利的電影風格靠近類型電影，但他坦言整個台灣的環境還沒那麼健全，做類型片要大量有經驗的人，知道每場戲的節奏和設計。可是台灣向來不是以類型片或商業電影見稱，於是相對技術層面的人，例如燈光和美術等職位，可能就要找國外團隊幫忙。

在成功的路上必須低頭

跑進過奧斯卡，有了頭銜，路走起來的確輕鬆一點，但柯汶利回頭看也有過不少委屈。當初經驗不足，只是一個北藝大的學生，柯汶利直說：「誰鳥你呀？」

面對資深的工作人員，戰戰兢兢地問：「可以幫我拍個特寫……嗎？」因為不能只是要求，每個行動都要說為什麼。於是柯汶利悟出一個道理：「推回基本，你要比所有人都了解劇本和角色，才有辦法說服他們，目前在這個位置要犠牲一下時間，讓別人相信你可以一起合作，畢竟在成功的路上，你必須低頭。」

懂得低頭，也是要技巧，柯汶利發現自己身為馬來西亞人也許有這麼一種特色：「比較圓融。因為我們有不同的宗教、種族和語言，華人要做生意，落地生根，很多事情都必須要圓融。看我父親也一樣，凡事不會很橫的。」他回想在僑大念書的時候，有紛爭時，擋中間的永遠都是馬來西亞人。柯汶利說：「在這樣的脈絡下，我也有一點點遺傳到父親，當導演時很多東西必須協調，要做很多調整、變通，可能這也是強項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