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追求民主自由價值　余英時如何成為享譽華洋學林文化史泰斗？

一九八七年余英時教授告別耶魯，應聘到普林斯頓大學。翻開高行健為他老師編寫的著作目錄看，這一年余先生三本影響深遠的重頭著作也同時問世：（一）《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二）《士與中國文化》；（三）《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

文：劉紹銘　｜　原題——余英時：以身弘毅　｜　來自《劉紹銘散文自選集》（天地圖書出版）

其實英時校長一九八七年前出版的中文專著，已有十六本之多。我鎖定一九八七年為介入點，因為普大給予先生的名份是地位崇高的University Professor。先生的英文著作不多，一九八七年前出版的專書只有三本，其中一本是博士論文。這也是說，普大考慮給先生聘書時對他所作的「學術評估」，中文著作應佔相當的比重份量。

英時校長以中文著書立說，以身弘毅，捨美國「漢學」英語論述的主流煢然而立，無疑給同行後進樹立了一個為學做人應「適才量性」的楷模。他接二連三的就方以智和陳寅恪二人的生平着墨，只為抒發一己幽思。這些文章，不是在publish or perish的壓力下寫得出來的。

【余英時著作】

廣義的說，普林斯頓大學以University Professor的名義禮聘余教授，一方面固然是對他個人在中國歷史研究卓越成就的肯定。更為重要的是：余先生的appointment足以證明用中文書寫的學術著作在美國「漢學」的行家中一樣受到尊重。

憑常識看，促成余先生「過檔」普林斯頓的「幕後推手」中，必有一位身份特殊的「伯樂」。他當然得是一位「大老」級的中國史專家，對余先生的生平和著作瞭如指掌。那還不夠，這位「伯樂」還得有足夠的眼光看到余先生的著作對中國文化深遠影響的前景。余先生的著作，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多在台灣出版。八十年代尾開始，大陸版本開始出現，一時風起雲湧，各家出版社爭相向他要稿。原著供不應求，譯文亦轉眼變了「奇貨」。上海古籍和台北的聯經聯手編譯了《余英時英文論著漢譯集》，有助讀者認識余教授研究範圍的「外一章」。余先生一九六七年在加州大學出版的專著《漢代貿易與擴張：漢胡經濟關聯式結構研究》，漢譯版本就收在《余英時英文論著漢譯集》。

八十年代中國掀「余英時現象」

如果余先生思想性的著作如《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和《文史傳統和文化重建》全用英文出版，相信大陸不會出現「余英時現象」。中國情懷有賴文字寄託，通過翻譯，難免失其本性。余先生著作初在中國大陸登場時引起的哄動，王汎森在〈普林斯頓時期所見的余英時老師〉有側面的描述。他說葛兆光告訴過他，余先生的《士與中國文化》一九八六年在上海出版後引起很大的震動。當時葛教授一位「半通不通」的朋友，連封面也沒看清楚，就興高采烈的跟他說「最近剛讀了一本精彩的《土與中國文化》」。

如果從文化流散的社會角度看，這個「笑話」其實是一種啟示：余先生在神州大陸的讀者階層，早已跨越學者專家的「族群」。他的「粉絲」中，說不定「士」「土」不分的確大有其人。這些「半吊子」粉絲讀余先生的著作，能力容或有所不逮，不過即使他們所識只是一知半解，也不會錯過余先生「吾道一以貫之」的思想，那就是對民主、自由這些普世價值觀鍥而不捨的追求。

英時先生名滿天下，歷年所獲學術榮譽包括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哲學學會（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院士等。二零零六年他更獲得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積人文學科終身成就獎」（the John W. Kluge Prize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 in the humanistic and social sciences）。這個榮譽的金額「與諾貝爾獎等量齊觀」（the award is at the financial level of the Nobel awards），本身已具吸引力，但身為學界中人，得獎人最值得引以為傲的是候選人的提名是經過國會圖書館內一個特別的Scholars’ Council會員甄選的。可想而知，會員中一定有獨具隻眼的「伯樂」，能夠在他學術著作中看到一位「弘毅之士」的身影。

見面時打招呼或寫信時落款，我總叫余英時「英時校長」，而不隨俗稱呼他余教授或余先生。有一次他笑問緣由，我也笑說生平喜歡給朋友取諢號，容易記掛也。再說，他在李卓敏主政時代當過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我也在李校長時代在崇基學院教過書，稱余教授為英時校長，諒也不越分。

認識余校長多年，但親近的機會不多，因此對他的認識多從他的著作而來。要對一個學人有書本以外的了解，你得是他的近親、總角之交或入室弟子。今天的社會，大家都忙，朋友往來，也不見得有時間作長夜之飲了。就英時校長而言，最能近距離感染他道德風範的是跟他寫博士論文的研究生。理由簡單，指導論文的老師對學生喋喋不休，是本分。在課室如是，辦公室如是，在老師家晚飯後聊天時如是。談的當然都是學問，但過場時說不定老師突有所悟，即興說些題外話，帶動現場氣氛。這應是學生認識書本以外的老師的大好機會。

我是看了田浩（Hoyt Tillman）編的《文化與歷史的追索：余英時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中余教授四位弟子寫的前言才想到「知人」這個題目的。校長初從大陸到香港時一段經歷，我略有所聞，但知之不詳。據田浩所記，一九四九年英時校長父母先離開上海，留他一個人料理一些家事。年底父母通知他可以來香港「探親」了。他聽了父親在北京朋友的話，對公安局說要去的地區是九龍，屬廣東省，因此得合法離開大陸，但到了香港，既無護照又無身份證明，成了個「無籍遊民」。錢穆先生幫他申請到哈佛獎學金，就因「身份」問題遇到重重困難。台灣懷疑他是「左派」激進分子，給美國領事館打小報告，不要發給他簽證。幸好當時耶魯大學在香港的代表給他力保，問題才得到解決。

我想這是校長在「爐邊閒話」時告訴學生的，雖然我相信這不會是「獨家新聞」。田浩的前言，最發人深省的地方是有關他老師的「價值觀」。

田浩編的這本文集，書後附了一個「余英時教授著作目錄」，中英文外，還有日文文獻。書目粗分為「專書」和散篇的「論文」，此外還有「訪談錄、對談錄」二十六篇。校長的專書共有五十一本，其中包括各種不同的版本和從他的英文著作翻譯過來的，如侯旭東等譯的《東漢生死觀》。論文散篇合四百六十三條。英文著作六本。（其中兩卷論文集將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

「吾道以一貫之」

校長為甚麼拿到終身職位（tenure）後就較少用英文寫作？本文篇幅有限，未盡之言，只好留待下回分解。在此以前，先看看他在新亞書院當學生時的著作。他用「艾群」筆名，光在一九五一這一年間在《自由陣線》發表了六篇可說是「遣悲懷」的文章。這位「學生哥」關心的是甚麼？〈從民主革命到極權後群〉、〈論革命的手段與目的〉和〈我的一點希望〉。一九五二年，他寫了二十一篇。

校長日後寫的大塊文章，如《士與中國文化》和《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等，在若干地方都可看到少年情懷的延續。用校長自己的話說，他要從「自己所寫所思的專門基礎上發展出一種對國家、社會、文化的時代關切感」。

（本文獲「天地圖書」授權轉載，原題〈余英時：以身弘毅〉，小題為編輯所加。本文不代表藝文格物立場）

作者簡介｜劉紹銘，著名學者、翻譯家、作家，嶺南大學榮休教授，著作等身。與閔福德（John Minford）教授合編的學術著作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An Anthology of Translations, Volume 1: From Antiquity to the Tang Dynasty（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深受好評。其他文集包括《吃馬鈴薯的日子》、《二殘遊記》、《小說與戲劇》、《偷窺天國》、《情到濃時》、《文字不是東西》、《方留戀處》、《藍天作鏡》等。譯作則有《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國古典小說》、《一九八四》》及《動物農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