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保國風波·上｜中國武術造神之路　民國政府的共同體信仰

經過《人民日報》的發文炮轟後，俗稱B站的視頻網站嗶哩嗶哩，隨即嚴格限制「渾元形意太極大師」馬保國的相關影片。新浪微博亦解散了馬保國的粉絲群組。這種由官方高調介入民間惡搞風潮的做法，近年屢見不鮮。對於帶有民族色彩的武術文化，此舉就更加容易理解。
畢竟中國武術從來就不是單純的體育運動，而是構建民族身份的一項文化工具。這種特殊的使命並非始於今天，早於民國年代，中國武術就注定要走上一條造神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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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術一詞談起

隨著一個又一個傳統武術大師的落敗，近年不少人都開始質疑中國武術的實用價值。有人從歷史與文化的角度解構，指中國武術裡的門派本身就是一個虛構觀念；過去只有「拳種」，而沒有「門派」。用門派來作招徠，顯然是受文藝創作反饋，與時代脫節也在情理之中。

這種說法有對有錯，中國武術過去確實只有拳種之分，沒有門派之實。但門派觀念在日後的成形，卻不是文人的天方夜談，而是中國武術與民族國家（Nation State）兩種實存概念交織下的結果。這點可以經由中國武術的代稱——「國術」談起。

從字面上解，國術泛指一個國家的民族文化，現時台灣部份的跌打醫館，便稱作國術館。但在近代中國社會的語境底下，國術一詞基本專指中國武術。

按照武術史學者楊祥全先生的考證，「國術」這個稱謂最早見於1918年，當時的「上海第一公共體育場」設置了一個「國術部」。翌年，四川省又創辦了「重慶冀蜀國術館」。1920年，大東書局出版了武術學者吳志清所著的《科學化的國術》，象徵著國術逐步進入公眾視角。

1927年11月，國民革命軍陸軍上將張之江（1882—1966）在其軍政盟友協助下，成立了全國最大的武術組織「中央國術館」。此前他已經多次呼籲將「武術」改稱為「國術」。及後，但凡由南京政府管理，或以中央國術館為藍本的武術機構，便大多沿用「國術館」的銜頭。而民眾則日漸將「國術」與「武術」等同，至今未變。

強國強種

可以見到，傳統武術之所以能夠一枝獨秀，成為民族文化的最大代表，並非大眾的自然心理使然，而是民國政府刻意造成的結果。故此，要分析傳統武術在中國的獨殊地位，就必須扣連當時的政治及社會願景。對於這點，梁啟超早於光緒三十年（1904）所寫的《中國之武士道》，便已經有相當清晰的總結。他認為中國的武俠文化自古有之，他們的道德價值觀亦與主流思想一脈相承。透過學習武俠的行事準則，國人將可文明精神、野蠻體魄。

有關梁啟超與民國政治思想之間的關係，不在本文的討論之列。但無可否認的是，梁啟超對武士道精神的構想，確實為國術日後的發展提供了最佳解讀。換句話說，國術從一開始就不是單純的體育運動，而是一個教育體系，藉此「強國強種」。這個「國」亦不是文化意義上的中華民族，而是特指由民國政府構建的民族國家。

翻開中央國術館的教程，便能發見它涵蓋了拳械套路、摔跤、射箭，乃至各種傳統武術知識。而一些與武術有間接關係的體育項目，如彈弓、踢毯、槓子等，亦同樣囊括其中。套用內地學者馬明達教授的話：

國術是一個綜合概念，是國民政府對民族體育……的官方稱謂……張之江所倡導的國術，並不是一個單一的運動項目，而是一個以徒手與器械的格鬥競賽為核心的民族體育體系

——馬明達《應該重新審視「國術」》

有趣的是，這種做法乃直接取材自外國的建國模式。事實上，梁啟超所言的「中國武士道」，本身就是參考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後者同樣是在明治維新後，才被逐步塑造出來【註一】。

門派的興起

由日本到中國，武術都不期然成為了民族自信以至民族主義的載體。大抵在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之下，要令民眾對自己的民族文化產生認同，就必然要具備一定的「生存價值」。武術的搏擊功能，便恰好為這種心理找到寄托。而背後的另一面，則是為日後的軍事訓練提供基礎。除了前面提到的張之江，中央國術館副館長李景林（1885－1931），以及創編「新武術」的馬良（1875—1947）等人，都是曾經掌握實權的軍閥。國術在當時的實際功能，呼之欲出。

既然民國政府如此重視國術，以授拳為生的各路拳師，亦由原先的村野鄉民，逐步晉身成為社會的名流。電影《一代宗師》裡武術家儒雅的形象，並非純屬虛構，而是對當時武術界的真實反映。

在龐大的社會資本誘因底下，各大流派紛紛盡出。我們今天所熟悉的形意、太極、八卦、八極等拳種，固然是在古代便有傳承，但它們真正成為嚴格意義上的流派，卻是不出一百年的事情。除了技理的差異，箇中確實亦有宣傳的考量。

而為了彰顯自家流派的獨到之處，它們需要建立一套內部的傳承系譜，並聲稱只有這個系譜才掌握住其他人望塵莫及的技法。「名門正派」與「神功」的觀念便由此而來。而中國武術本身所蘊含的宗教哲理，現在為了迎合流派的潮流，也愈發變得誇張，甚至跟神仙信仰完全掛勾。

於是乎，大部份流派的祖師爺，最終都上溯到少林達摩或武當張三丰。縱然這沒有確鑿的歷史根據，但中央國術館卻沿用了「少林門」、「武當門」，去代稱外家拳及內家拳。某些享負盛譽的國學大家，包括梁漱溟、南懷瑾等【註二】，亦力證傳統武術修煉到一定層次，確實與仙俠無異。山西國術館教習、專研太極拳的田鎮峰，就曾經寫過以下陳辭：

而今國術家的論著，亦多半是惑世欺人……根據達摩遺留下的先例，於是一般頭腦清穎的學者們，亦便大施其法術，在法門裏產生出來無數量的怪俠、劍仙。同時有不少常識幼稚的青年，讀了他們那些神話怪說之後，便去訪道學仙！

修正與斷裂

可以見到，雖然今天我們對「神功/武俠」的認知，主要是來自武俠小說。但其中的素材，卻似乎是由中國武術本身的文化土壤所提供。對於這種愈趨失實的武術風氣，國民政府也沒有「坐視不理」。1931年後，抗日救亡和反封建迷信的論調日益高漲，當局也認為武俠電影文化鼓吹迷信及暴力，這類型的創作逐步減少。

至於在武術界內部，亦出現了對傳統武術的檢討。某部份曾經參與搏擊賽事，或研究過國外武術的拳師，開始質疑國術的實用功能。在1935年出版的武術雜誌《國術聲》（第3卷第5期）上，一名化名曙東的武術家就如此形容國術的景況：

我國固有的技擊，對於鍛煉身體的價值，這是不可否認的。但在應用的方法上，則沒有搏擊收效迅速，這也是有事實的鐵證，而不可否認的。因我國的拳術，是側重於單人練，雖有二人對手，出拳起腿，都是搭配好的；且因前輩抱著各守秘密的謬見，將應用的方法，失傳不少，所以不如搏擊的硬幹實幹收效的快！

這種批判的論調，跟近年傳統武術打假的呼聲頗為相似。如果能夠循此路徑發展，或許中國武術可以發展出另一種面貌。然而，過去所促成的那一套門派思維與民族自信，已經完全根深蒂固，並非幾個武術家可以自行推翻。更重要的是，時局的動蕩亦沒有給予武術界太多時間。

內戰結束後，中國共產黨高舉著唯物主義的旗幟，使不論傳統武術本身，抑或對傳統武術的批判，都一併成為禁忌。諷刺的是，當她重新開放，並急欲重建民族共同體之際，傳統武術再一次成為重要的工具。馬保國這次鬧劇，亦由此埋下伏線。

箇中的過程，我們下回再續。

【註一】1899年，美國留學生新渡户稻造寫下舉世聞名的《武士道》一書，並正式創造了「武士道」這個概念。

【註二】梁漱溟曾與道家武術傳人、自然門的杜心五交好，兩人曾一同交流道家修煉之術。至於南懷瑾則自稱曾拜訪了杭州城隍山上一位據聞已修成「劍仙」的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