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減法　訪問貝拉塔爾

當代匈牙利形式實驗電影導演貝拉塔爾（Béla Tarr）來到香港，離港前，記者與他短談。訪談後，他頗為疲累，手腳顫抖。留下一個擁抱、一個永別的眼神後，他神情肅穆地說：「我有約。」便步進酒店對街、河內道一家昏暗的小酒吧內，在吧枱前獨酌。尖沙嘴夜夜笙歌，很多不同種族、背景；為生活磨蹭、渴求一夜解脫的人來買醉：那些貝拉塔爾畢生真正願意接近、拍攝、活在一起的人。
攝影：羅君豪

這位在世碩果僅存的電影大師，已不再拍電影了。本來說自己從不喜歡放假，到後來話鋒一轉，就言不知多想退休，靜看生活起伏。

電影拍到無話可說就不拍，然後希望連工作也可減去，只餘一雙眼睛。

末日

很多人說，「看見」是影像工作者的根本，但貝拉塔爾的演繹是，在生命的最後，「看見」是放下。他看見世界，憤怒而無差別。

「你打開電視電腦，便知當今世界如此恐怖。少數人掌握所有東西，大部分人一無所有。所有權力，金錢。我能說這好或不好嗎？如地獄般的噩夢。」貝拉塔爾恨恨地道。「我從來都是悲觀的人。從不相信世界會變好，而總是會差下去。不過我們現在確實已在懸崖邊緣，史無前例的最差時刻。」

當人人都大談貝拉塔爾所有作品的悲傷，他卻說：只有《都靈老馬》不是喜劇的作品，其餘都是喜劇。

《都靈老馬》中，馬伕、女兒和一頭馬在漠漠大地上生活。世界隨着老馬拒食邁向死亡、吉卜賽人拿走水源、呼嘯、阻撓馬伕和女兒逃離小屋的狂風，鄰人見證着步向毁滅的世界，賴以生活的燭光都熄滅掉：整家影院漆黑一片足足有一分鐘吧。「末日」在戲院上演。毁滅已不純粹是一種恐慌，而嵌進了實在、日常的勞動。我們眼睜睜迎來了戲院和現實的黑暗。也因此，他覺得話在這裏便說完了，便得戞然而止。

關係

在貝拉塔爾作品中，每人都在跟前，主角、配角、任何人物也在。就如影響他極深的中世紀畫家Pieter Bruegel的作品中，地獄與人間都是整全而龐大的，由所有人與世界一事一物組成，從不為高高在上的少數人而忽略寂寂無聞的大多數。

「大家都認為你能夠把握真實。但你也強調電影的虛構性。你會如何形容作品裏的虛構性與真實的關係？」我問。

「或者我們可以說，每件事都是虛構的。單是我們接收這件事便是虛構出來的。因為我在每事每物之中，都見到虛構性。這是一種重塑的過程。我和你分享的是來自我的視點，我的眼光。當然，如果每事都是虛構的，這是因為這只關於你和我（在一場對話中）。」他說： 「一旦有鏡頭存在，鏡頭就成為了第三者，情況就完全不同了。二人和三人是如此不同。即是說，我們創作了虛構的作品（如小說），因為我們之間是不同的，建基於我們彼此之不同。」

他的電影始終就只是捕捉客觀場面，主觀部分不會直接「拍」出來，而是透過「關係」去演繹。其極長鏡頭—貨櫃車身的坑紋、每個人物扭曲的臉部肌肉、旁觀狀態。各種事物與人的，低調的「關係」，緩緩織結，起伏又沉着。

「你對關係很着迷？」我問。

「當然，因為這是我們看待事物的唯一可能的方法。」貝拉塔爾答。

你想看更多精彩的深度文章嗎？請購買今期《香港01》周報，或點擊此處：成為我們的訂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