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殖時期也有「台灣正名」　日式街區名竟成同化台灣人的工具

近日，台北市長柯文哲錄製一段新影片，稱「最愛講台灣意識的，卻位在『北平東路』上，你不覺得怪怪的嗎？」、「怎麼立法院整個被中國城市名包圍了？」並聲稱要發起一場「很民生、不政治」的「新台灣正名運動」。
無獨有偶，民進黨憲政小組共同召集人之一姚嘉文也表示，所謂「台灣新憲法」的基本主張，就是「正名為台灣共和國」。為何部分台灣政治人物熱衷於「正名」？日殖時期，台灣街道名稱實際上卻充滿濃濃的殖民統治色彩，直到戰後才陸續被掃除。

日人市區改正計劃：樹立新的政治權力

對於執掌國政後的首要任務，孔子曾云：「必也正名乎！」，且「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代表「正名分」是中國傳統儒家思想一個非常重要的核心觀念，以維護倫理綱常，於現代來説，就是塑造事物的正當性。當日本殖民統治台灣後，對於台北城內、艋舺、大稻埕等「台北三市街」分屬府城、大加蚋堡（34個庄），日本人以「街地整理」、「貫通道路」、「市區改正」等諸多借口，填平台北府城護城河、拆除妨礙道路貫通的城牆，雖然開闢出許多公園綠地，並建設環城的現代化馬路—三線路。

此舉不僅刻意移入與台灣本土地景完全不相關的仿歐式建築景觀，還徹底改造清代以來線性的街名系統，改成稱呼街廓空間的「町目系統」（某某町某丁目），而這些町名，無疑地是一種以殖民者的「規劃者中心」，缺乏未來城市發展考慮的歷史印記。台灣東華大學台灣文化學系教授黃雯娟也指出，1900年、1901年日本人兩次公告改正計劃，一方面摧毀了清代舊有的政治建築以瓦解舊有政權，另方面也重新劃定新的行政區域及建設官方建築，彰顯新的政治權力。

町名全盤日化　僅存漢名鳳毛麟角

一次大戰後掀起了全球範圍的「民族自決風潮」，台灣有識之士眼見武裝抗日無望，紛紛轉向柔性的文化抗日道路，諸如成立台灣文化協會、興起台灣議會設定請願運動（1921年），組織成立台灣民眾黨（1927年）。為壓制、消解台人在文化上的抵抗意識，1920年，日本殖民當局在「內地延長主義」的背景下推動地方改制，1922年的「町名改正」計劃，更是將新行政區以日式的「町」來命名，把街區全盤進行整編與劃定。

儘管台灣總督田健治郎（1919—1923年在任）在市區計劃委員會上曾要求，台北的町名必須尊重歷史，但在64個町名中，僅僅只有20個直接或部分源自傳統地名，不足三分之一。以台北城內為例，僅文武町（當地原有文廟、武廟）、書院町（因清代登瀛學院而得名）兩個町名為舊地名，但文武廟和學院在日殖初期均遭拆除，地景早已不存。在艋舺地區，則有八甲町、新起町、西門町與龍山寺町。其中，八甲町因面積有八甲而得名，為清代台灣輿圖記載的舊地名；新起町則是光緒十三年（1887）江浙商人集資五萬兩，設興市公司，創建城內石坊、西門、新起諸街而得名。西門町和龍山寺町，前者源自台北府城西門（寶成門），但遭拆毀，後者則以艋舺龍山寺命名。

其餘在台北府城外的東、南方，還有東門町與南門町，皆因台北府城東門（景福門）、南門（麗正門）而名；古亭町，來自清代古亭庄，相傳移民在此處設定穀倉「古亭畚」，或因建有鼓亭、擂鼓示警以防禦泰雅族；龍口町，源於平埔族凱達格蘭族的地名Liong-ap或Liau-a，漢字寫作龍閘口，清代有龍閘口庄，由此簡化而來。

保留最多清代地名的，多集中在台北府城的北方。如北門町，得名於台北府城北門（承恩門）；上奎府町、下奎府町，源於平埔族「圭武卒社」的聚落，轉音成奎府聚，再簡化為上、下奎府町；永樂町，據傳取自該町內原有的永和街與長樂街；太平町、日新町、建成町與三橋町，得名於清代就有的太平街、日新街、建成街與三板橋；圓山町和大龍峒町，指位於今台北市士林區、基隆河南岸的小山丘，清代稱為圓山仔，而附近原有凱達格蘭族「大浪泵社」（或稱巴浪泵）活動，漢人期盼「興隆同安人」，取閩南語諧音「大隆同」，又作「大龍峒」。總而言之，當時台北的漢式町名相當有限。

日式地名　盡顯殖民屠戮本色

除了碩果僅存的漢式地名，日殖當局強行將對台灣有莫大傷害的日本政治人物名諱，硬生生套用在台北市街町名上。像是取自大正天皇的大正町，紀念首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1895—1896年）的樺山町；第三任總督乃木希典（1896—1898年）的乃木町、第四任兒玉源太郎（1898—1906年）的兒玉町、第五任佐久間左馬太（1906—1915年在任）的佐久間町、第七任明石元二郎的明石町。

其中，乃木希典不僅曾參與甲午戰爭、攻陷旅順，更在乙未戰役中率第二師團，在步月樓戰役（今屏東佳冬鄉佳冬村）重創六堆客家義軍，傷斃義軍七八十人。在出任台灣總督後，不僅販賣鴉片牟利，還以嚴刑峻法控制社會、鎮壓抗日力量，無數台灣抗日誌士因此入獄或被殺。兒玉源太郎在任期間，一方面制定招降辦法、安撫抗日份子，另方面又制定《匪徒刑罰令》，擴充警力進行軍事鎮壓，1902年南庄事件發生後，軍警在歸順式上誘殺泰雅族頭目薛大老在內的39人，賽夏族的傳統祭祀活動—巴斯達隘（paSta'ay，俗稱矮靈祭）遭到官方禁止。

根據台灣「國家圖書館」《台灣記憶》網頁記載，佐久間左馬太曾於清同治十三年（1874）率軍參與牡丹社事件的內石門、四重溪之役，造成排灣族牡丹社頭目父子及族人至少30人戰死；在1895年的甲午戰爭中，他任第2師團師團長攻略威海衞；1896年乙未戰役，佐久間接替戰死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出任近衞師團師團長，該師團除了是日本在二戰前的17個常備主力軍團之一，在乙未戰役最初的五個多月抵抗中，台人約1.4萬人犧牲，可説是雙手沾滿台灣義軍的鮮血。在擔任台灣總督後，積極鎮壓漢人武裝抗日，至少鎮壓了十起抗日事件，又頒訂《五年理蕃計劃》，擴張隘勇線，且架設高壓電鐵絲網、埋設觸發性地雷及電氣地雷以圍堵蕃界，將台灣全島共分十二區作戰，並先後動員軍警１萬餘人，分６次大規模征討大嵙崁蕃（今桃園市大溪區）、北勢蕃（泰雅族北勢群）、馬利古灣蕃、奇那濟蕃（均為今新竹縣尖石鄉境內的泰雅族）、太魯閣蕃等地原住民。對於以血腥殘酷手段對待漢人和原住民的台灣總督，又有什麼資格作為台北市的街區被紀念呢？

日殖時期以強制手段同化台人

而在台北、台南、屏東均有的「大宮町」，台北、新竹、彰化、嘉義、宜蘭的「宮前町」，台南「白川町」，這是由於台灣神社（後升為台灣神宮）、新竹神社、彰化神社、嘉義神社、台南神社、阿緱神社與宜蘭神社，皆主祀在乙未戰役中擔任近衞師團師團長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而台北市「敕使街道」（今中山北路一至四段），也就得名於時任皇太子的裕仁（後為昭和天皇）率日本皇族，從台北車站附近出發前往參拜台灣神社的路線。即使出現如綠町、柳町、堀江町、馬場町、入船町等與當地地景相符的日式地名，但黃雯娟也坦承，殖民當局形塑空間、町名的日本化，就是希望能通過日常生活的接觸、意識型態的灌輸，達成同化台灣人之目的，且無視這些人物曾帶給台灣人民多大的傷害。

如此看來，當台灣光復、脱離殖民統治後，消除殖民影響、「重新中國化」顯得勢在必行且自然而然。只是，至今民進黨政府卻將「轉型正義」限縮在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日本投降的1945年8月15日至1992年金門馬祖解嚴），炮火集中在清算國民黨；部分台灣史學者美化殖民時期，稱日殖時期「考慮在地的歷史與特色」，以達到有效統治，對日殖時期的統治暴行輕描淡寫、大事化小；對台灣光復後就是「街名與地域完全抽離」，無視戰後台人對去殖民化的「再中國化」之嚮往。秉持這種雙重標準和選擇性失明的態度看待戰前、戰後台灣城市街道／地名的產生，才會出現看到全台以中國城市為街道取名「怪怪的」之説法。事實上，這一點都不奇怪，反而彰顯了戰後台灣人對三民主義、自由民主等日殖時期從未享有政治權利的追求與盼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