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鉤沉｜二戰後國府為何未能爭取內蒙古？

曾經叱吒歐亞大陸的蒙古民族，在近代追求自治或獨立的路上卻飽受艱辛。外蒙古在1911年辛亥革命後宣布脱離清廷獨立、成立「大蒙古國」，隨即受到中華民國北京政府的軍事幹涉而取消，但不僅在俄國白軍幫助下迫使中國軍隊撤出外蒙，又獲得蘇聯紅軍支持擊退俄國白軍而獨立，成為世上繼蘇聯之後的第二個社會主義國家，直到1946年1月5日才獲得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承認。

而內扎薩克蒙古（內蒙古）方面，在對日抗戰期間幾位內蒙古王公曾與日本關東軍積極合作、甘當傀儡政權，當戰後該地湧現「內外蒙古合併」或「內蒙古獨立」的聲浪時，國府仍維持「邊政」的統治思路，未能改變政策爭取民心，終使中共得以於國共內戰初期在內蒙取得突破，取得進軍東北與南下中原地理優勢。

民初內蒙：「一國多制」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翌年南北議和達成、成功使清帝退位，結束了長達268年的清王朝，袁世凱在北京就職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又於1913年當選為正式大總統，民國政府定都北京，開啟了「北洋政府」時期。雖然北洋政府在地方行政上頒佈《劃一現行各省、道、縣地方行政官廳組織令》等3個《劃一令》，將各省府、廳、州一律改為縣，但實承襲清朝舊制，即僅廢除府一級，將原本不管縣的州、廳通通改為縣，形成省—道—縣三級制；與此同時，又在一些地區實行特別行政區制，例如京兆地方（約為清代順天府範圍，領20縣，今屬北京市），以及屬於今內蒙古自治區的熱河、察哈爾、綏遠，還有川邊特別行政區，其餘如外蒙古、西藏，仍保持清代舊制。在民政方面，熱河、察哈爾原屬於直隸，設都統管轄；綏遠屬於山西，設綏遠城將軍管理軍政與盟旗事務。而內蒙古最東面的哲理木盟，則分屬奉天（今遼寧省前身）、吉林、黑龍江三省管轄。

寧夏建省 馮玉祥的算盤

1914年7月，北京政府頒佈《都統府官制》，熱河都統節制熱河道、卓索圖盟（今遼寧、河北、內蒙古接壤地區）、昭烏達盟（今赤峰市）；察哈爾都統轄興和道、錫林郭勒盟、察哈爾部；綏遠都統轄綏遠道、烏蘭察布盟、伊克昭盟，採取軍政合一的都統制，由中央政府任命都統，總攬軍政與民政。到了1928年，國民革命軍完成北伐、形式上統一中國後，熱河、察哈爾、綏遠比照其他省分規制建省。

而國民軍系的馮玉祥在督辦甘肅軍務善後事宜時，就有「擬劃甘肅、新疆、青海為六省」的設想，後於1928年馮遣原麾下、時任國府內政部長的薛篤弼提出甘肅省分治案，稱有鑑於甘肅省轄區過大，「北部阿拉善額魯特旗及額濟納土爾特旗地方，漢蒙雜處，砌號難治」，甘肅省政府鞭長莫及。經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159次會議，決議設立寧夏省，範圍為原寧夏路下轄8縣與寧夏護軍使管轄地。這樣一來，既改變了回族將領控制青海、寧夏的局面，使國民軍系得以中央任命的方式合法主政當地，又可響應蔣於1928年國軍編遣會議的縮編軍隊規定（每省只留3個師），若增加控制青、寧兩省，則可增加國民軍系的軍隊編制，於是，民國時期的「塞北四省」正式成形。

從反對改省到淪為傀儡政權

然而，國府當時並未深刻認識到內蒙古的特殊民族情況，只是通過建省置縣等手段，強行將其納入中央政府的管治中，引起內蒙古的反彈。1928年下半年，內蒙古各盟旗集會，派出以吳鶴齡（1896—1980年）為首的代表團，赴南京表達反對熱、察、綏改省，提出內蒙古自治的訴求，並稱「實現扶助弱小民族，使之能自治自決的遺教，予蒙古以生存發達之機會」。內蒙古大學歷史與旅遊文化學院教授李玉偉指出，儘管1931年國民政府頒佈《蒙古盟部旗組織法》，以法律形式保障了盟旗制度，但未規定各盟旗權益如何不受省縣侵犯，且盟旗散落在省內各地，不存在統一的自治機關可與擁有強大軍政實力的省縣抗衡，在對國府失望的同時，部分蒙古王公不但繼續提出自治的要求，並暗中與日本合作謀求獨立。

出身西蒙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右旗的札薩克親王德穆楚克棟魯普（1902—1966年，人稱德王），不僅與烏蘭察布盟盟長雲端旺楚克（1871—1938年，人稱雲王）組織「內蒙古王公會議」，向國民政府要求自治，並於1934年自組「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蒙政會）後要求國府追認。正忙於圍剿「長征」中的中共，蔣介石亦明白國府在內蒙古力量薄弱，只得答應只要內蒙不搞完全政治獨立，這些內蒙古王公的任何要求都可以滿足。

為進一步削弱中國的抗日力量，侵華的日本關東軍提供給德王5,000支步槍、50萬日圓，支持成立「蒙古軍政府」，達成與德王的「日蒙攜手、親密合作」。抗戰全面爆發後，德王將蒙古聯盟自治政府、察南自治政府、晉北自治政府合併，改組為「蒙疆聯合委員會」（後改名蒙疆聯合自治政府、蒙古自由邦），並在名義上歸屬汪精衛「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統轄，正式成為日本在華扶植的傀儡政權之一。

當抗戰結束、國共內戰爆發，兩黨都希望能爭取內蒙的支持，內蒙最終卻倒向了中共。由於國府未能認識到腐朽的世襲蒙古王公制度，早該隨辛亥革命成功成為歷史，反消極地對其諸多放任與拉攏，終釀成與侵華日軍合作的傀儡政權，讓國家利益蒙受重大損害。

另一方面，中下階層蒙族知識青年擁有強烈的民族意識，期望通過自治實現本民族的振興，而國府在戰後也未尊重民族自治的聲音，只以治理邊疆（邊政）的態度來面對民族問題，維持放墾盟旗土地與強行增設省縣為中心，對反對農業區擴大的聲浪視而不見，招致內蒙古各階層的普遍反對，轉而支持中共讓內蒙實現自治的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