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探秘】光復後難管制的台灣宮廟活動

近日，台北艋舺青山宮遶境活動於深夜施放煙火、鞭炮與電音擾民，讓常年的宮廟遶境弊病問題，再次成為台灣民眾討論焦點。

有網民認為，台灣的廟會文化在近代以來的發展，已嚴重變質，甚至成為「黑道的嘉年華會」，覺得有必要從過去留下的歷史文獻中找回傳統。有不少民眾認為，今日的廟會活動成為黑道競相比排場的場面，與過去國民黨推行的相關政策有莫大的關係。今日台灣廟會活動，真的全是上述兩者所造成的嗎？

因為熱鬧的宮廟活動帶給現代人日常生活的困擾，不少民眾將其歸咎於不少參與宮廟事務的地方幫派，通過宗教活動來拼場、吸引青少年加入，而喪失了原有的意義。但其實自古以來，廟會祭典活動從來就不是個單一祭拜鬼神的活動，還具有豐富的社會人際網絡互動。

過去農業社會，村鎮中心的宮廟舉辦慶典那可是大事情，不僅要準備豐盛的供品，廟會活動結束後的宴客，更是農村社會中人際往來的重要場所。迎神活動結束後的辦桌，可以分為廟方、宮廟周邊店家與個人住家，他們會邀請有往來的宮廟參加贊境、同業或是親朋好友攜家帶眷來湊熱鬧，邀請越多人就表示越熱鬧，也代表廟方、店家與個人有雄厚的人脈資源，也能彰顯其社會地位、擴大人際網。因此整個迎神活動與宴客的規模、熱鬧等眉眉角角，都與人情往來息息相關。

光復後台灣的廟會活動狀況

台灣的廟會活動，因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許多基礎建設遭到破壞、民生物資匱乏、通貨膨脹等影響，廟會祭典活動沉寂一時，不是縮小規模，就是暫停舉辦。這個情況直到1949年國民黨政府來台，仍未見起色；朝鮮戰爭爆發後，美援穩定台灣經濟、農業有所提升後，民眾終於有餘力舉辦廟會活動。

雖然在台的本省民眾，祖先多來自福建廣東兩省，也持續信奉着原鄉神明，不過由於閩南人、客家人皆分散於全台各地，導致各地方即使供奉相同神明，但其慶祝日期並不一致。比如媽祖生日，光是一個台北市就有三個不同的日期：萬華媽為農曆三月二十二日、大稻埕媽為農曆三月二十三、松山媽則是農曆三月二十六。

在人口較為密集的城市，一年下來可以舉行20多次的祭典，加上非定期性的做醮等，有相當可觀的花費。對於承襲五四運動以來破除封建迷信觀念的國民黨政府來說，台灣人愛祭祀的風氣屬於陋習必須改正，便從制定法令着手。

1950年代國府管制民間信仰

由台灣省民政廳於1951年草擬《矯正拜拜風氣的相關草案》，於1953年正式成為綱要並執行，希望能降低民眾在宗教活動上的開銷，將金錢移作他用。其內容有：統一各神明的祭祀日期、將平安祭與祭祀日定為一年各限一次、限制宴客桌數，禁止迎神繞境活動，並勸導以清茶素果供祀神佛，也不準扶乩、施放鞭炮與燃燒金銀紙。

這項綱要推出後雖統一全台神明的生日日期，但在開銷與活動等方面則效果不彰。尤其是地方政府與執法機關，面對民眾熱情邀請，總是盛情難卻。如1959年台北市大安區舉行5年一度的豬公競賽，又適逢該地神明「保儀大夫」誕辰，為了公平選出最肥的豬公，邀請時任台北市市長的黃啟瑞（1910－1976年）頒獎，因此本該禁止舉行的宗教活動，因市長、市議員參加而能夠順利舉辦。

1970年代政府對民間信仰態度轉變

不過國府禁止廟會的風氣，到了1970年代開始有了改變。自從擔任蔣經國（1910－1988年），於1967年首次蒞臨雲林北港朝天宮後，政府官員便相當踴躍參加廟會活動。因為他們意識到，要獲得民意支持那需要參與宗教活動，直到今日台灣每逢大選前夕，總是能看到各黨候選人勤跑宮廟爭取選票，而寺廟則通過媒體、官員與民意代表的營銷下，擴展其宗教影響力。

另外，政府隨着經濟建設開始重視鄉土民俗，並以此推動地方特色。1981年公布《台灣省加強鼓勵寺廟推行中華文化復興工作實施要點》，鼓勵寺廟推行中國傳統文化、定期舉辦法會，並結合文藝團體成為優良文化意義活動。如今日全台知名的基隆「雞籠中元祭」、宜蘭「頭城搶孤」等，皆是當地政府將地方廟會祭典轉型為觀光節慶案例。

雖然國府推出許多有助於推動民俗文化活動的相關政策，但自1980年代以來參與廟會活動事務的年輕人仍逐漸減少。這與台灣已轉型成工商社會、農村人口嚴重外移、人們的生活型態改變有關，像過去主要附屬於廟宇的陣頭，因人力缺乏而有新興的職業化陣頭與轎班，其表演也越趨向藝術化、藝團化。

誕生於農業社會的傳統民間信仰，儘管不斷加快腳步趕上社會的變化，如繞境活動出現的藝閣，從汽車搭載改為電子花車、播放電音流行樂等，努力讓現代人從五光十色的休閒活動中，再次關注宗教活動。

但每逢全台知名祭典活動舉行，像是新北市三峽清水祖師廟固定於正月初六賽豬公，總會引發傳統民俗與動物保護的爭議，而燒香與空污的傳統與環保論爭，更時常成為大眾關注焦點。前年，有諸多爭議的《宗教基本法》審查臨時暫停。在在顯示廟會傳統活動與現代社會之間的磨合，還有好長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