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探秘】在歷史中被忽略的兒童　中西方從何時起才為孩童立法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爆發以來，內地、香港乃至海外，都爆出許多虐童消息。實際上，學校關閉、在家上網課無疑是受虐兒童最大的夢魘，對許多受到家庭暴力的學童來說，學校是一個讓他們能夠喘息與得到庇護的空間。據統計，全球每年有許多兒童遭受暴力虐待，多數施虐者來自父母，意味着家庭無法保護他們的安全。不過，「虐童」實際上很大程度上是一個近代產生的概念。回顧歷史，可以發現，人們萌發保護孩童的意識，並非「自古以來」。

在中國古代，主要依據禮學教育與戶籍賦役，來區分孩童與成年人。在禮學教育中，7歲是乳牙脱落、長出恒齒的時間，於是禮制規定此時需實行男女之防。10歲的男孩已可獨立出外就學，15歲為成童之年，成童的男孩可以束髮為髻，進入下一個學習階段。在尚未舉行成人禮之前，所有孩子都能稱之為「童」。

而戶籍系統則是把年齡與所需承擔的責任結合，唐代對於戶籍年齡的劃分為：「黃、小、中、丁、老」，據《通典》載：「大唐武德七年（624）定令，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只有年齡到中、丁者，才需承擔賦税徭役，明清時則將丁的年齡提早至16歲。而丁年同時也是承擔法律責任的年齡分界點，即律法意義上的成年年齡。因此15歲以下的未成丁者被統稱為「年未及歲」，與今日的未成年人的說法極為相似。

儘管古代以年齡劃分成年人與未成年人，但並不代表重視後者權益，如律法尚無針對受虐兒設置保護專法。以唐代的《唐律》來說，受到儒家禮制規範，若是家族成員有人犯罪，親屬有義務為之隱匿；《唐律．名例律》「同居相為隱條」載：「諸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為隱……其小功以下相隱，減凡人三等。若犯謀叛以上者，不用此律」，成為吿發家暴犯罪的絆腳石，如果親屬違反容隱義務，還會依法懲處。

唐代時若想要吿發他人，還須按照家族成員關係的親疏遠近，與尊卑身份來決定是否可以舉發，意即：關係疏遠者殺親，可吿、家中卑幼殺尊長者，可吿。但反過來，親殺疏遠者則不可吿、尊長殺卑幼也不得吿發。由此可知唐代社會裡，兒童是最為弱勢的家族成員，一旦有尊長殺死卑幼的事件發生，即使其他親屬有心想揭露，但礙於法令禁止，也只能袖手旁觀、別無他法。

之後朝代多沿襲《唐律》，不過到了清代始有為孩童制定相關律法。《大清律例》同樣有針對殺人罪的法令，不過於乾隆五十一年（1786），清廷在《大清律例．謀殺人律》的基礎上，特別增設了被害人為兒童時的優先條例：凡是謀殺未滿十歲幼孩的犯罪人，首犯擬斬立決，從犯擬絞立決。

到了嘉慶十四年（1809），四川省曾發生一起案件，有名罪嫌因看上一名7歲幼童的銀項圈，在想方設法騙取後，又擔心孩子將事情吿訴家長，於是一不做二不休，將這位孩童按入水中溺斃。嘉慶帝（1760－1820年）得知後大怒，除了按照原有律法，立即將這為兇嫌判處斬立決外，還下旨將兇手的腦袋掛在竹竿上示眾。在此事件過後，刑部又增修相關條文：「嗣後如有謀斃十歲以下幼孩之案，或系圖財，或有因姦情事，俱着於斬決例加以梟示」。

從《唐律》到《大清律例》，中國人花了很長的時間才意識到有必要加強孩童的人身安全保障，那麼西方又是如何呢？影響西方法律深遠的《羅馬法》，其內文規定，孩子是屬於父親的財產，因此家長擁有懲戒子女的權力，且不受任何限制，亦不認為殺害孩童是謀殺的行為。而整個中世紀，則是孩童最沒有保障的時期，兒童被視為累贅，除了遭受父母毆打外，還被販賣、拋棄。除此之外，歐洲在很長一段時間，殺嬰、棄嬰頻傳，雖有基督教會設置育嬰院照顧被丟棄的孤兒，但仍無法令保障。出生在貴族階級的孩子，則被視為「小大人」，他們被塑造成大人的模樣，行為舉止也要同成人般，老師則會用各種體罰來管教，以此強迫他們服從長者與身份地位較高者的權威。

工業革命後，歐洲孩童的待遇仍沒有提升，許多農村兒童被迫賣身到城市裏當童工，遭受僱主的剝削與虐待。儘管西方自法國哲學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年）提出「天賦人權」概念，但人們並沒有那麼快就注意到孩童也應該有天生的生存、自由、追求幸福的權利。

與兒童相關的法令與福利政策，主要於二戰結束後推行，聯合國首條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公約－《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CRC），遲至1990年才生效，適用於全世界18歲以下的兒童，保障其在公民、經濟、政治、文化與社會的權利，免受剝削、虐待，可見世界性的保護兒童措施，至今只有短短20年罷了。

新冠肺炎疫情逐漸趨緩，但許多被侷限在家中的孩童，他們的家暴噩夢卻還未結束，成為封城令下的治安死角，疫情所導致的社會問題，實必要引起全球各國政府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