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探秘】新疆石城子遺址入選考古新發現　回首漢代西域治理

中國國家文物局日前揭曉「2019年度十大考古新發現」結果，新疆昌吉州奇台縣石城子遺址成功入選，成為新疆連續第5年入圍終評的項目。
石城子遺址於1972年被發現，因東側山澗有大量的岩石，故當地民眾稱作「石城子」。石城子遺址的發掘，可供學者研究漢廷如何經營西域，並對其管理制度、選址有進一步的認識，石城子遺址實為研究漢代治理西域的實證，意義重大。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從2014年至2019年，針對石城子遺址進行長期的考古調查、探勘與發掘，期間發現許多建築材料、生產類用具、兵器與錢幣等文物。目前，考古團隊已清理出北城牆、西城牆、護城壕、房址、灰坑、車轍等遺蹟。其中，板瓦、筒瓦、瓦當等建築材料，其表面為繩紋、內壁布紋還有少量菱格紋，而瓦當當面圖案有云紋、變形雲紋與幾何圖案，學者細看皆是典型的漢代風格。該遺蹟出土的部分陶器多素面，與新疆其他地區出土的兩漢時期陶器形制極為相似，經過學者專家的考證並結合「碳14年代測定法」，判斷石城子遺址為漢代時期的建築，該遺址也是目前新疆地區唯一一個年代明確的漢代城址。

遺址的西北部依託西北城牆建有子城，而且還有角樓、馬面（古代城牆上的墩台）、護城壕等設施，軍事防禦色彩十分濃厚，且該城的位置處於天山北麓，為漢代經營西域的重要戰略據點，學者結合漢代歷史文獻，推斷石城子遺址即為《後漢書》所載的「疏勒城」，即東漢戊己校尉耿恭於永平十八年（75年）率孤軍力抗匈奴數萬大軍而名留青史，《後漢書．耿弇列傳》載：「北單于遣左鹿蠡王二萬騎擊車師。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最後耿恭率領堅守持到最後的26人和援軍會合，又奮戰三個月，等回到玉門關（今甘肅省敦煌市西北小方盤城）時，所部僅剩13人。

漢代對於西域管理，仍首重軍事戰略，石城子遺址即是實證。自張騫（公元前164－前113年）出使西域、帶回許多情報，為漢朝日後管理西域打下基礎。漢武帝（公元前156－前87年）先是採取一系列軍事和政治措施，如聯合月氏、烏孫反擊匈奴，並於元朔二年至元狩四年（公元前127年－前119年），三次出兵重創匈奴，之後在通往西域的要道上設立武威（今甘肅省武威市）、張掖（今甘肅省張掖市）、酒泉（今甘肅省酒泉市）、敦煌（今甘肅省敦煌市）等「河西四郡」。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在輪台（今新疆自治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輪台縣）等地實施屯田，設置地方官吏管理。

為進一步鞏固對匈奴征戰成功的果實，以及保障絲綢之路的暢通，漢宣帝於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正式設置西域都護作為管理西域的軍政機構，並設置戊己校尉。由於漢代流行黃老學說，並將天干與五行兩個系統相結合，東方為甲乙木、南方丙丁火、中央戊己土、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唐代經學家顏師古（581─645年）認為「戊己居中，鎮覆四方，今所置校尉亦處西域中，撫諸國也」，所以前文提及耿恭所任的戊己校尉，即為該地區最高長官，代表漢廷對耿恭的信任與重視。西域都護的設置，讓漢朝通過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方式，強化對西域的影響力並建立統治秩序，如西域諸國國王與主要官吏均佩戴漢廷所賜予的印綬。不過漢代管理西域，雖出自戰略考慮以軍事管理為主，要求西域都護府除聽命朝廷各項政令，防止匈奴掠擾外，並注意絲路帶來的經濟利益，因此另一個職責就是穩定西域秩序，徵調西域各國兵力以維持絲路暢通。

自漢代滅亡後，往後各代朝廷也都接續在西域設郡、都護府管理，如前涼（320－376年）設高昌郡（位在今日吐魯番盆地一帶）、唐代先後設置安西大都護府（管理天山以南的西域地區）與北庭大都護府（管理天山以北的西域地區）、元代設北庭都元帥府、明代設哈密衛（設置位置在今日新疆哈密市）處理西域事務，而清廷自平定準噶爾叛亂後，即實施更有系統的治理政策。除此之外，西域過去也曾存在許多小「國」，如漢代西域三十六國、宋代喀喇汗王朝（840－1212年）、高昌回鶻王國（848年）、元代察合台汗國（122－21683年）、明代葉爾羌汗國（1514－1680年）等，即使是地方割據政權，也都有濃厚的意識，如認為自己是中原政權的分支，或臣屬於中原政權。

除了漢代苦心經營西域，今日中國大陸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建設連通東亞、中亞、西亞至歐洲的國際鐵路運輸大通道的「中歐班列」，就是建立在漢代打通的絲綢之路的概念上設計而成。2019年7月，中國大陸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新疆的若干歷史問題》白皮書，強調新疆向來是「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流、多宗教並存」的人文薈萃之所，從古至今，絲綢之路所帶來的中西交流，價值不可估量。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之際，依託着絲綢之路經濟帶的「中歐班列」卻能逆勢增長，成為貫通中歐、中亞供應鏈的重要運輸方式，亦是中國對外開放合作最好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