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鉤沉】蔣宋孔陳皆上榜　國共內戰後期「戰犯名單」如何產生

1949年的國共內戰最後結局，決定了如今兩岸關係的格局與走向，而當時中共前後兩次發佈的《內戰戰爭罪犯名單》，更涉及當時中國黨、政、軍、知識分子，象徵社會各階層都難以躲開政權的更迭。

央視中文國際頻道，自4月6日起播出《國家記憶》系列─《1959特赦》，在總共5集的影片中，藉由介紹「戰犯」們被俘、頑抗、改造、釋放到新生等過程，敘述其來歷與思想改造過程。雖然很多人知道中共建政初期有許多原國府黨政要員作為「戰犯」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坐牢，但這個「戰犯名單」又是怎麼產生的呢？

懲治戰犯施壓國府

國共內戰中期，中共中央於1947年7月在河北省建屏縣（今河北省石家莊市平山縣）西柏坡召開全國土地會議，並於9月會議結束時通過了《中國土地法大綱》，昭示着中共確立了土地改革的綱領。此後中共在解放區明確了地主、富農和中農的劃分標準，並保護已分配土地的私有產權，同時要求糾正關於土改的左傾宣傳、保障中農利益，使得中國廣大農村地區的民心終倒向中共。有了民意基礎，中共通過深入到地方的基層組織收取農業税，獲得的財政支持竟較國民政府還多。據統計，1949年解放區收穫的糧食就高達304億市斤（約合11億美元），但國民黨政府收入僅9,000萬美元，且1948年前8個月的紙幣發行量已經是1937年全年的47萬倍，國統區面臨嚴重的通貨膨脹與物價飛漲，兩者高下立判。

隨着解放軍在遼瀋戰役取得勝利，中共得以控制土地面積遼闊、自然資源豐富的東北地區，解放軍在數量上逐漸取得對國軍的優勢，兩黨兵力對比發生逆轉。而後解放軍又於淮海戰役、平津戰役重創國軍，國共內戰勝負即將底定之時，為加速蔣介石政府的崩潰、繼續對其施加壓力，以及爭取輿論支持，解放軍總部先是於1948年11月1日發佈《懲處戰爭罪犯命令》，具體規定了以戰犯論處的各項罪行及其懲處辦法，《命令》稱：「凡國民黨軍官及國民黨黨部、政府各級官吏命令其部屬進行下列各種罪惡行為中的任一種活動，則皆以戰犯論罪」：

　一、屠殺人民，搶掠人民財物或拆毀焚燒人民房屋者； 　　二、施放毒氣者； 　　三、殺害俘虜者； 　　四、破壞武器彈藥者 ； 　　五、破壞通訊器材，燒燬一切文電案卷者； 　　六、毀壞糧食、被服倉庫及其它軍用器材者； 　　七、毀壞市政水電設備、工廠建築及各種機器者； 　　八、毀壞海陸軍交通工具及其設備者； 　　九、毀壞銀行金庫者； 　　十、毀壞文化古蹟者； 　　十一、毀壞一切公共資財及建築者； 　　十二、空襲轟炸已解放之人民城市者。

蔣、宋、孔、陳列戰犯名單

隨後，中共新華社於1948年12月25日發表《內戰戰爭罪犯名單》，並刊登於12月27日的《人民日報》上，將蔣介石、李宗仁、陳誠、白崇禧、何應欽、顧祝同、陳果夫、陳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齡、衛立煌、胡宗南、傅作義、閻錫山、杜聿明、湯恩伯、孫立人等43人列為「頭等戰犯」，並特別點名在淮海戰役中被俘的國軍第十二兵團司令官黃維，「在作戰中施放毒氣，即已充分地構成了戰犯資格」。對此，蔣介石於1949年元旦發表《告全國軍民同胞書》，稱願意與中共和談，並提出五個談判條件：「無害於國家的獨立完整、有助於人民的休養生息、神聖的憲法不由我而違反、軍隊有確實的保障、人民能夠維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與目前最低生活水平」。

不過形勢比人強，國軍節節敗退，南京方面早無太多談判籌碼，毛澤東便於1月4日發表《評戰犯求和》調侃蔣的求和意圖。等到淮海戰役結束、平津戰役快告一段落，正值蔣介石下野、李宗仁就任代總統時，中共順勢於1949年1月27日在《人民日報》轉發新華社電文，加碼公布了重要戰犯（包括蔣經國）與重要戰爭鼓動者名單（學者胡適、天主教南京總教區總主教于斌、國民黨南京市黨部執行委員葉青），共增加了37人，並將「八項和平條件」中第一條「懲辦戰爭罪犯」作為談判重點，持續加強對南京的中華民國政府施壓。然而，南京政府既無能力懲處上述黨政要員、知識分子或宗教界人士，又無實力抵擋即將渡長江南下的解放軍，李宗仁派往北平的代表團，雖與中共代表商定《國內和平協議》，卻遲遲得不到南京政府的批准，自然就給了中共繼續向南進軍的絕佳理由。

從中共提出「戰犯名單」的誕生經過就可以得知，政治談判從來都是需要以實力作為籌碼、後盾，否則當強勢的一方發動輿論戰施壓時，弱勢方即使訴諸「民族精神、人類正義與世界公理」，卻也完全無招架之力，最終只能落入任人擺佈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