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董冰峰之三】被全球化塑造現代性：當代藝術不存在中國特色
貿易戰在2019年吸引了太多輿論目光，中美博弈也被國際觀察者普遍視為全球化退潮的一大證據。然而在中國國內，藝術展覽市場的全球化程度卻在進一步提升，北京在年內舉辦了迄今為止中國國內最大規模的畢加索展，中國藝術家徐冰的藝術展「蜻蜓之眼」則吸引了多國藝術愛好者的關注。事實上，已經深度融入全球體系的中國當代藝術，也不斷在中國追尋「現代性」的道路上提供着獨特的書寫角度。香港01與中國知名策展人董冰峰就當代藝術的話題展開對話，本篇為第三篇（共三篇）。
01：今天的世界正在發生一些非常重要的變化，比如中國官方語境裏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針對的一個重要現象就是全球化遇到了很多的阻力和挑戰，似乎出現了倒退的趨勢。其背後的事實是，世界範圍內權力中心的轉移、財富的轉移、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到來、民主自由價值觀遭遇挑戰、信息時代對社會空間的全面改造等共同構成了國際體系的範式轉變。由此也引發了人們對於「現代性」當中西方中心主義烙印的反思，很多中國學者開始探討中國能否找到一條既與已知的現代性有聯繫、同時又帶有自身特色的現代性道路。中國藝術界是否也有類似的嘗試？
董冰峰：我覺得這個問題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其實大家也在反思，比如說上世紀80年代當代藝術好像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大家可以透過整個國家所謂的思想啟蒙、文化變革找到中國新的美術的一種現代化、當代化的方法。
01：但是現在的輿論中越來越傾向於將當時的做法批判為「把西方的一套東西拿來販賣」。
董冰峰：我不是很贊同這一點，原因在於，整個在80年代有一個問題在不斷浮現，就是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間的爭論，這也造就了當時的美術發展環境。一方面我們看到改革派所謂的全盤西化——80年代這個詞特別流行——另一方面則是傳統派、保守派也在不斷的求變，他們也提出了新的思路，導致我們看到很多中國傳統美術的方式，包括書法、傳統繪畫藝術的方式都在不斷進行現代轉化，成為「完全按照西方的現代美術創作模式」之外的一條重要線索。這兩條脈絡創造了許多新的成果，他們既合作也不合作，所以我覺得不能說中國80年代整個藝術界（美術界）只有全盤西化一股潮流。
事實上2000年以後全球化快速擴張的過程中也一直不斷面臨着衝突，但是就像你剛才所說，目前每一個地域，每一個區域國家都在進行一種新的整合。當藝術也面臨新的衝突對抗的時候，我們能否有一種新的出路，這種思考我非常認同。
董冰峰：但是中國在這個時代能否扮演一種新的「現代性」的角色，或者現代化的身份，這點我並不太看好。中國現在已經最大程度的捲入到全球化的過程當中，任何來衡量中美關係的議題實際上都是全球化的議題，而不是中美兩個國家的議題，中國和非洲的問題也是這樣，中國和亞洲的關係，包括香港問題，其實也都在這樣一種大的衝突關係當中。
也就是說在這個過程當中很難區分你我，我們都是在這個全球化的經濟、政治關係鏈當中，不管是美國的當代藝術，還是歐洲的，日本的，中國的，我們在每一個時間段表達你所關注的文化議題和藝術議題，以及背後的政治、社會議題，我們都可能是秉持非常接近的一種思路，或者一種模式。我覺得這種驅動性最大的一個特點，也就是我們在今天討論中國當代藝術的時候，無法衡量這個是不是「中國特色的」，我們只能加一個全球的背景，因為從藝術家到藝術形式、藝術主題都在全球流動，這種流動性是史無前例的。最明顯的現象是，隨着中國最大程度捲入到全球化的經濟體系、生產體系當中，藝術體系毫無例外也被捲入到了博覽會、收藏家、美術館等等這樣一個國際藝術市場的流動體系。為什麼中美貿易戰一開始決定對中國出口藝術品加税的時候，美國的博物館、收藏家都非常的緊張，因為這已經是一個完整的生態鏈。
所以2017年在紐約的古根海姆美術館舉辦了一個非常大規模的中國當代藝術大展，叫「世界劇場」，將1989年到2008年之間二十年的中國當代藝術做了整體性的歷史回顧。那次展覽的題目為什麼叫「世界劇場」？毫無疑問，90年代以後中國已經深度的參與到全球化當中，中國美術的問題也變成一個世界性的問題，每個人都在這個劇場當中扮演不同的角色，議題、形式、語言、交流的方式等等都是這個網絡當中的一部分。
所以我覺得對於今天的中國當代藝術來說，面對的就是這樣一個現實，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徐冰的《蜻蜓之眼》，它既是中國的議題也完全是個國際性的議題，如果這個作品在英國有些禁止人臉識別的城市展出，或者在美國有些已經立法禁止人臉識別的州展出，其中涉及的肖像權保護、肖像倫理等議題預計會遭遇更大的爭議，但是這個作品偏偏在中國這個肖像保護制度還不那麼完善的地方展出，作為飛速的現代化過程當中一種社會現象為主的藝術作品代表出現，所以大家可以非常鮮明的看到作品背後社會現實中的焦慮與矛盾。這未嘗不是某種對新的現代性之可能性的思考，但這種思考也是全球化背景下對於現代性反思的一部分，與是否「獨特」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