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十二時辰】安史之亂後為何唐朝尚能延續百年？

內地電視劇《長安十二時辰》熱播，許多觀眾也由此對唐代歷史產生了興趣。《長安十二時辰》原著故事發生於天寶三年（公元744年），正是讓唐朝由盛轉衰的安史之亂之前不久，主角張小敬則曾在安西都護府當兵。歷史上，河西、隴右駐軍被大量抽調回內地鎮壓叛亂，而唐朝也在安史之亂後逐步失去對西域的控制。
不過，經歷了安史之亂這樣的大規模叛亂後，唐朝並未像很多王朝那樣短短十數年裡就滅亡，反而是奇跡般地又延續了一百多年，甚至還出現了「元和中興」。誰在為唐朝「續命」，背後發生了什麼？

中國古代歷朝歷代選擇都城，要麼選擇交通方便的戰略要沖如洛陽，要麼選擇天子守國門如北京，要麼選擇得之可為霸王之資的四塞之地如關中長安。由秦朝直至隋唐，中國統一王朝大多選擇定都長安，即是看中關東地勢易於防禦，同時又以蜀地為後援，得之足以宰製帝國的其餘部分。

唐朝初年在構建軍事動員體制府兵制時，也貫徹了「守內虛外」的方針。據已故歷史學家穀霽光考證，唐朝全國設置657個折沖府--關內道288個、河東道164個、河南道74個、河北道46個、隴右道37個、山南道14個、劍南道13個、淮南道10個、嶺南道6個、江南道5個，僅首都長安所在的關內就佔兵府總數的43.9%，再加上唐朝起家的河東、東都洛陽所在的河南道兵府總數更是佔總數的80%，關內兵府足以抗衡其餘諸道，統治核心的關內、河東、河南更是壓倒性優勢。

從唐太宗貞觀十三年（639年）各道人口分佈來看，全國十道總計3,041,871戶、12,357,681口，蜀地劍南道以638,200戶、2,856,679口位居各道第一，關內道以393,066戶、1,744,628口位居第三，兩道合計佔全國總戶數的34.07%、總口數的37.25%，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口同樣足以制衡其餘諸道，尤其是坐擁天府之國的蜀地。到唐玄宗時，隨著天下承平日久，諸道經濟逐漸恢復，唐朝趨于盛世，從人口分佈來看，唐朝中央核心區關中、蜀地經濟地位相對是下降的。唐玄宗天寶元年（742年），唐朝人口增加到8,973,634戶、50,975,543口，關內道加京畿道的關中地區人口雖增長到819,195戶、4,654,766口，人口在全國的比重卻由貞觀十三年的14.12%下降到了9.14%，蜀地劍南道更是由23.13%爆降到8.05%。

與此同時，河北道人口數由369,730戶、1,589,320口暴漲到1,487,503戶、10,280,972口，佔全國人口總數的20.09%；原河南道即天寶時河南道加都畿道人口也由275,617戶、1,169,214口暴漲到1,863,561戶、11,278,195口，佔全國人口總數的22.14%。

在中國古代人口即是財富，身兼平盧、範陽、河東三鎮節度使的安祿山之所以敢於起兵反叛，除了其掌握的邊軍確實是唐朝最具戰鬥力的部隊之一，恐怕也在於其直接掌控的河北道的人口優勢，以及由於人口失去優勢，唐朝中央所在的關內不再佔據壓倒優勢。

而江南道人口的暴漲，又為唐朝指出了一條續命之路。唐太宗貞觀十三年時，江南道就以403,939戶、1,959,510口，佔全國人口總數的15.86%，僅次於劍南道位居諸道第二。到唐玄宗天寶元年，江南道雖已經一分為三——江南東道（相當于今天的江蘇省蘇南地區、上海、浙江、福建及安徽徽州）、江南西道（相當於今天的江西、湖南及湖北、安徽南部）、黔中道（相當於今天的貴州東北部、四川東南部），但僅江南東道就以1,101,450戶、6,615,977口佔全國人口的12.99%，江南東西兩道合計佔全國人口的20.22%，足以比肩河北道、河南道。

唐朝江南道人口的增長，是中國古代經濟中心南移的反映，中國封建社會越到後期江南在中國經濟、財政中地位越重要。經歷安史之亂洗禮後，整個唐朝普遍性地人口下降，作為戰區的河北道、河南道、關內道尤甚，江南地區在唐朝的地位進一步凸顯。唐憲宗元和年間（806年至820年），全國戶數下降到2,368,775戶，關內道下降到283,778戶，河南道下降到158,710戶，河北道下降到185,783戶，江南道雖下降到791,736戶，佔全國的比重卻上升到30.89%。

此外，江南道也是鹽稅的主要提供地。安史之亂後，為決絕財政困難，唐朝選擇了鹽鐵專營，在江南道設立鹽鐵使，負責唐朝三大產鹽區之一的沿海地出產出產的食鹽的鹽稅徵收。到780年，鹽鐵使所徵收的鹽稅收入已經超過600萬貫，接近另兩大產鹽區總和的八倍，佔唐朝中央政府總收入的一半以上。整個中晚唐鹽鐵使的鹽稅都是唐朝中央政權最為重要的財源，高峰期超過700萬貫。

由此，唐朝中央政權是否強勢的關鍵就在於是否能夠打通漕運，使江南地區的賦稅運回關中。當關中能夠得到江南賦稅時，各地藩鎮只能老老實實地稱臣，當漕運被截斷甚至被藩鎮截獲時，則藩鎮氣焰囂張。因而，唐憲宗時宰相裴度堅持對地處漕運要沖的淮西節度使用兵，最終於817年平定淮西打通漕運，並於次年取消淮西節度使。「淮西既平，河北震懾，諸藩相繼歸順」，史稱「元和中興」。

唐朝之所以設立節度使，最初的目的在於邊地防禦，唐玄宗天寶年間十大節度使——安西四鎮節度使、北庭節度使、河西節度使、朔方節度使、河東節度使、范陽節度使、平盧節度使從西域至遼東負責北部邊疆防禦，劍南節度使、嶺南五府經略使負責防禦西南地區及東南地區少數民族。

十大節度使中，除安西、北庭、河西屬於隴右道，三大節度使轄區幾乎瓜分了整個隴右道；范陽、平盧屬河北道，范陽節度使占據河北道北部，平盧節度使占據河北道東部以至遼東；朔方節度使屬於關內道，佔據關內道西北部；河東節度使屬於河東道，佔據太遠以北的河東道北部；劍南節度使屬劍南道，佔據整個劍南道；嶺南五府經略使屬嶺南道，佔據整個嶺南道。這些節度使不僅轄區極大，統率兵馬也極多，因而才有了安史之亂。

在平定安史之亂的過程中，出現了藩鎮泛濫的局面，埋下了藩鎮割據的隱患。但藩鎮割據時期的藩鎮，與天寶十大節度使相比，雖然擁有了獨立的兵權、財權、政權割據一方，但勢力實際上差遠了。

以藩鎮割據最為嚴重的河北道為例，在天寶年間只不過有范陽、平盧兩節度使占據北部地區，到唐憲宗元和年間四十八藩鎮時代，已經發展到懷衛、魏博、恒冀、滄景、易定、幽州六大節度使，此外關內道有十藩鎮，河東道有三藩鎮，河南道有九藩鎮。藩鎮數量的增多，必然導致轄區的變小，進而削弱了單個藩鎮的力量。

如五代後樑太祖朱溫曾擔任過的隸屬河南道的宣武軍節度使。該職唐玄宗天寶十四年（755年）設立時管轄黃河以南、淮河以北、東到大海的十三郡，相當今天的河南東部、江蘇北部及山東全境。到781年改名為宣武軍節度使時，僅下轄宋州、亳州、潁州三郡。

單個藩鎮的力量不足以像安祿山那樣起兵造反，藩鎮林立實際上又使各個藩鎮相互制約，誰也不敢輕舉妄動。那個藩鎮要是試圖去奪取唐朝中央政權，恐怕反而會被群起而攻之。

在中晚唐政壇上，除了皇權、藩鎮還有宦官這股力量。自宦官李輔國擁立唐肅宗開始，宦官作為一股舉重輕重的力量正式登上唐朝政壇，唐朝中後期主要禁軍神策軍落入宦官之手，無疑又助長了宦官的專權。

李輔國擁立肅宗、代宗兩位皇帝，官至司空、中書令，封博陸郡王，代宗尊之為「尚父」，甚至對代宗說「大家但內裡坐，外事聽老奴處置」，專權僭越至此。但對于宦官而言，其權力終究是依附於皇權，無論怎樣廢立皇帝都可以，卻始終要保持大義名分，不敢立非李氏為帝，那樣將「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反而會危及宦官的利益。

中央政府宦官實力的存在，事實上又與地方藩鎮相互制約，實現權力的平衡。只要這種平衡不被打破，李氏江山仍然可以延續下去。然而，北方地區長期藩鎮割據民不聊生，終於在875年爆發了王先芝黃巢起義，起義軍從河北道開始，轉戰河南道、江南道、嶺南道、山南道，並最終進軍關中攻破長安。

最終起義雖被撲滅，但唐中央政府經濟命脈的江南道、漕運遭到嚴重破壞，中央政府的權力被削弱，藩鎮勢力反而因鎮壓起義而愈發猖獗。901年，宦官幽禁唐昭宗，宰相崔胤召宣武軍節度使朱溫入關中救駕，朱溫屠宦官殺崔胤控制了唐朝中央政權，並迫使唐昭宗將都城遷到距離朱溫控制區較近的洛陽。

907年，朱溫迫使唐哀帝禪讓，建立後樑，唐朝滅亡。隨後，各地節度使紛紛自立，由藩鎮割據演變成了五代十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