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金融是否危機的代名詞
瑞士的銀行公認可靠,資產保障強大,從香港人熟悉的一句經典電影對白,「我這裏有一張瑞士銀行本票,價值三千萬元」,也可以看得出來。也因為此,瑞士信貸的倒閉危機尤其引起關注,瑞信對額外一級資本債券的撇帳更是衝擊市場認知。股東先於債權人承擔風險是常識,瑞士的銀行服務又悠久聞名於世,誰會料到原來公信力脆弱得這麼兒戲。
瑞士的銀行業能夠崛起,不得不歸功於中立國的政治傳統,也因為銀行保密制度給予了資產擁有者很大的保障。以資產總值計算,瑞銀集團和瑞士信貸都名列歐美三十大之內。不過今日的金融世界已經不同三十年前電影《賭神》的時候,資產管理、投資產品以至衍生工具五花八門,環球金融業競爭激烈。加上在打擊逃稅避稅的大趨勢之下,瑞士銀行幾年前開始也要向外國稅局披露客戶基本資料,市場優勢明顯減弱。
瑞信危機非偶然 投機風險是常態
瑞信近年參與一宗又一宗高風險投資,不是偶然的事。經歷疫情期間的資金氾濫、市場盲目樂觀之後,瑞信遭受一宗又一宗巨額虧蝕,不應該令人意外。不管是美國矽谷銀行那樣面對着聯儲局激進加息的壓力,抑或是瑞士信貸這般接連虧損以及內部監管不力,銀行本來就是消息敏感的行業,一旦有什麼風吹草動,存戶開始提取資金,流動性風險隨即放大。即使是穩健的銀行也難以承受擠提的壓力,在彈指之間可以即時電子轉帳的年代更是如此。矽谷銀行和瑞士信貸由正常運作到面臨倒閉,只是兩三日之內的事情。當然,矽谷銀行的倒閉也加速了瑞信深陷危機,骨牌效應不一定只發生在資金鏈層面。
十五年前金融海嘯的骨牌效應成為了今次美國和瑞士政府的警惕。他們各自只得短短一個周末決定對策,在聲稱不耗費納稅人公帑的情況下,果斷地阻止了倒閉危機蔓延。聯儲局一方面加息,收緊銀根以抗通脹,另一方面卻又要向銀行業提供流動性,再次在短時間內急速擴表。相比起美國自相矛盾的操作,瑞士的做法更是扭曲。瑞士聯邦委員會緊急立法,容許瑞信優先對債權人撇帳,不論是為了令瑞銀集團同意收購,抑或是減少退休基金的損失,也難以平息市場的質疑聲音,法律行動據報已在蘊釀。這還未算上政府為了促成收購,架空了瑞信股東的決議權,亦都不惜瑞士金融業進入壟斷局面,寧願犧牲國民在銀行市場上的選擇空間。
銀行業是瑞士經濟的戰略命脈,卻相當受大西洋彼岸的政策影響。美國息口是高是低,決定了歐美資本市場的格局面貌。當市場充斥大量熱錢,話題股票能夠炒上十倍百倍,瑞士金融機構無可避免也會暴露於投機風險之中。即使把資金押注在創新科技,不少人只是活在他們所以為的元宇宙當中,虛擬的不只是貨幣,還包括了發展前景。看到Google 、Facebook也要面對現實,大規模裁員,許多人才如夢初醒,意識到早前的所謂投資原來只是投機。不知道是沒有從金融海嘯汲取教訓,還是投機泡沫和金融危機本來就是常態。四個世紀以前的荷蘭鬱金香,可能就是今天的虛擬貨幣。當年的英國南海泡沫事件,現在仍然俯拾皆是。
脫離經濟生產 金融淪無源之水
危機可能是資本市場的規律一部分。經濟大蕭條和金融海嘯相隔了八十年,迥異的時空背景卻不無相似的發展軌跡。但危機能否不是資本規律的一部分,金融危機能否避免發生,才是更根本的問題。不論是技術進步或是貨幣政策寬鬆使然,危機發生之前往往先經歷一段經濟繁榮,但這個繁榮卻又是虛假的繁榮。生產關係調整滯後,社會結構未能適應變化,資本市場的帳面操作遠超國民真正的經濟能力。在過度負債的時代精神下,危機一再發生。
金融的原意是為了擴大經濟規模而集資,把資金引導到有效率的生產中。一再陷入危機的金融卻是為了套戥,全然脫離了經濟生產,成為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中國對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的堅持,正是針對這個關鍵問題而來。資本是不可或缺的生產要素,能夠帶來經濟繁榮、促進生活進步,但前提是資本不會無序擴張,反過來累積風險。如果以為金融海嘯的成因就只是次級按揭,對金融的本質和異化缺乏認識,那麼沒有人應該對金融危機屢次發生而感到意外。
中國持續擴大對外開放金融市場,因而無法避免地走進了歐美為主的重大風險場域,另一方面也因為城市化發展,土地和房地產出現資產化和金融化現象,日新月異的科技又為金融更添複雜性。過去十年,尤其是汲取了金融海嘯以及四萬億的教訓,中國政府積極從供需兩端約束信貸,規範地方政府的舉債。中央五年前組建銀保監,統一監管銀行和保險業,近日又再改組成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吸納中國人民銀行以及中證監對相關金融活動的監管功能。機構改革除了要避免政出多門以及監管套利,背後也反映出金融業複雜化、多樣化,走向混業經營的趨勢。
監管只是基本 調結構更是關鍵
相比內地,香港以金融業作為經濟支柱,市場對國際開放,面對的金融風險更高。政府五個月前才發表政策宣言,擁抱分布式分類帳技術和Web 3.0,近日又再發表支持發展家族辦公室業務的政策宣言,希望匯聚全球各地資金,壯大香港的金融市場以及資產和財富管理業。步伐向來為人詬病的特區政府這次積極趕上時代,值得我們支持,但是金融的發展不能只是趕時髦。龐大的瑞信能夠一夜倒下,可以說是在潮流在迷失自我的必然結果。我們的金融不能故步自封,保守落後,但也不是要隨波逐流,捨本逐末。
當局既要做好金融監管,避免危機蘊釀,亦要正確處理金融與實體經濟的關係,不能讓金融遠離實體經濟的真實需求。更重要的是,香港的經濟結構本身存在敞口,物業市場高度泡沫化,金融危機一旦發生,很容易波及整體經濟。這次矽谷銀行以及瑞信危機是否只是第一塊骨牌,目前沒有人能夠說得準。我們的金融體系雖然相對穩健,但經濟以及社會結構脆弱,收入差距以及分配結構容易成為在金融危機期間放大問題。
所以,正確處理金融和經濟的關係,歸根結柢就是把握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正確認識市場的功用和局限,在市場失效之前政府已經要作出正確的資源配置。美國政府在矽谷銀行破產之後出手,瑞士當局在瑞信面臨倒閉之後救市,反應再快,也避免不了要付出重大代價。政府若然在繁榮時期滯後改革,無異於蘊釀下一場危機。矢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把握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香港政府,必須盡快調整經濟結構,才能讓金融走上更高台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