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港澳辦改革了，香港改革還會遠嗎？

三年前夏寶龍空降港澳辦，外界看到的是人事變動，意識到地方治理經驗的重要，卻不清楚中共中央對港澳工作體系的調整。後來從個別的官方新聞稿中，我們才得知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更名為領導小組，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同時為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但即使如此，官方多數仍是以「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來稱呼夏寶龍，在最近全國兩會前，才多見「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的名義。

港澳辦成立四十五年以來，雖然作為中共中央港澳工作的辦事機構，卻一直歸屬於國務院體系，計入國務院機構序列，而不是置在黨中央之內。國家的黨政有機結一，常見一個機構兩塊牌子，但中共中央的辦事機構大多數只是外掛牌子，而不是放在國務院體系之內。國台辦就是以中央台灣工作小組辦公室的身份置在黨中央之內，而不計入國務院的機構序列。中共中央其他更重要的決策議事協調機構，諸如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其辦公室就更是如此。

協調小組升格　港澳涉大戰略

港澳辦的名字「國字頭」而非「中字頭」，有着特殊的歷史因素。自脫胎以來，港澳辦的主要成員一直來自外事及僑務體系，由廖承志、姬鵬飛乃至王光亞，並且自成體系，培訓出魯平、張曉明等主任。在八十九年代，港澳工作的確涉及大量外交事務，由中英談判到聯絡過渡，港澳辦都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亦解釋了為什麼在特區成立前後，中央主管港澳事務的是錢其琛。

在香港回歸以後，港澳工作仍然帶着外事思維、行政聯絡為主的性質。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成立之後，雖然由政治局常委出任組長，提高了港澳工作的層次，但首兩任組長都是分管外事的常委，相信這不是偶然。因而亦不難理解，港澳辦為什麼仍然留在國務院體系之內，負責聯絡各界、協調溝通，以行政工作為主。

但香港先是發生了佔領運動，在不到五年內又再爆發了規模更大、程度更嚴峻的反修例風波。不久之後，中央便調派了兩個前省委書記分別接掌港澳辦和中聯辦，說明了港澳工作遠不能只是涉外、聯絡和行政。正所謂物必先腐而後蟲生，香港的深層次結構矛盾延宕多年未解，外部勢力才能從旁煽風點火。要解決香港問題，必須從經濟及社會矛盾着手。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升格為領導小組，反映的是中共中央把港澳工作的定性提升，涉及更高層次的戰略決策。從這個角度看，港澳辦現在由國務院歸入中共中央，可以說是理所當然。

外到內、國到黨、虛到實

由外事工作走到治理改革，從國務院搬到中共中央，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的組建，更標誌着它將由務虛走到實幹。以往的港澳辦負責與特區政府聯絡、促進交流，向中央反映意見，但客觀效果就是一片空白，國務院既不知道要跟香港交流什麼，香港亦不懂得中央什麼意思。中央港澳辦作為黨中央辦事機構，職責比以往宏觀而全面得多。除了要促進落實全面管治權、依法治港、維護國家安全之外，還要督促保障民生福祉、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不論中共中央將以怎樣的機制作出決策，中央港澳辦的作用都是重大的，香港的戰略意義更是明顯。

中共中央這次沒有沿用「長期繁榮穩定」的籠統字眼，應該可以讓香港人更加讀得懂。「保障民生福祉」其實對應「穩定」，但同時又超越了「穩定」。要達到社會穩定，《香港國安法》可以起一時之用。但要長期穩定，必須令民生得到改善，生活得到保障，從根本消弭不安因素。「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對應「繁榮」，同樣亦都超越了「繁榮」。要促進經濟繁榮，以往靠賴的旅遊業和金融業有相當作用。但要突破瓶頸，不只是可持績發展，而且可以更上一層樓，經濟繁榮再創新高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香港繞不過的路徑。就連美國也無法與中國經濟脫勾，香港更加不可能在國家的發展大局以外自闢蹊徑。另一方面，國家的一帶一路倡議、雙循環格局、人民幣國際化趨勢，無一不需要香港的參與。

「一國兩制」作為解決台灣和港澳問題的政治構想，同時亦與改革開放的國策有機結合。國家開放的門愈開愈大，但上海和深圳始終不是香港，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對外發揮的角色還是不可取代。這不是高或低，香港是否比滬深優勝的問題，而是各自的制度、產業不同，對於國家的宏觀發展有着不同的作用。上海發展金融，不是要捨棄香港。香港追趕創科，也不是要取代深圳。中共看發展，從來都不是零和思維，而是有機的，辯證的。

積極一國兩制時代　直面治之問

幼稚的偏見將香港和內地放了在對立關係，視之為此消彼長，甚至渲染一種中央要搞砸香港的論調。但自反修例風波以來，中央對香港的積極作用是明顯的。單是援港抗疫以及支持香港對外通關，便說明了中央對於香港的重視程度。這一屆政府好像也自覺任重，但不論是施政報告抑或財政預算案，除了重覆十四五規劃的八大中心之外，我們看不到官員有何發展藍圖。說法很多，方法很少。

上個月財政預算案發表後，特首和司局長奔走廣州和深圳。上星期兩會結束後，李家超更留在北京接近一個星期，帶同局長拜訪了多個國務院部委。顯而易見，消極「一國兩制」的日子已過去，中央組建港澳工作辦公室正是「一國兩制」進入積極、主動時代的重要標誌。現在「治」的命題不能再被迴避，不論是中央抑或特區，都必須回答香港如何保障民生福祉的問題，怎樣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問題。

中央如果是要削弱特區政府的職權，香港官員倒可因為責任輕省了而鬆一口氣。不過中央組建港澳辦，不會改變特區政府是香港管治第一責任人的事實。恰恰相反，正因為黨中央理順了辦事機制，不論是與中央部委的協調抑或與地方省市的合作，肯定都會上行下效，特區政府更沒有任何藉口可以怠懶。中央對於香港由治及興的希望，對於結構矛盾的關注，相信香港官員也會更加感受到。所以在積極「一國兩制」的時代，李家超政府面對的要求更高，要有更主動的規劃，更強大的能動性。不知道他們是否意識到這個改變，但客觀環境的改變並不會因為官員未準備好而停下來，香港所需要的改革亦都會必然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