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國泰裁員衝擊經濟　產業轉型更見必要

上周三（10月21日），國泰航空集團公布重組計劃，決定裁去約5,300名香港員工及停止營運旗下國泰港龍航空，號稱香港史上最大規模的裁員行動。按現時約390萬勞動人口計算，有關決定起碼會讓本地失業率立刻推高超過0.1個百分點，況且，港龍結業將引發後續漣漪效應，導致更多公司關閉或解僱員工，加上防疫抗疫基金「保就業」資助計劃下月又完結在即，進一步加劇了社會對年底經濟情況的擔憂。

儘管如此，對於在過去一年飽受政治風波及新冠肺炎疫情煎熬的香港人來說，出現這種情況恐怕早就是大家能預計到的。真正的問題是，香港現有經濟結構是否具備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和增加就業機會的能力？如果香港不斷有新產業誕生，自然不乏新的就業機會，即使某個大企業裁員，也不會顯得是什麼可怕的事情，損失的工作職位可以輕易在其他領域替補回來，可惜多年以來，我們的體制只能夠做到「坐食山崩」，完全欠缺透過發展新晉產業來增加就業的長遠規劃。

從這個角度來看，比起國泰裁員一事本身，社會各界其後的回應或許更值得我們留意。先有地產代理商高層公開表示歡迎航空服務界人士加入公司，並且隨即更新招聘廣告，加入「轉換跑道」等專門面向他們的宣傳字句；及後輿論紛紛重提希望加快推行「港康碼」、「旅遊氣泡」等措施重振本地旅遊業，儼然將其視作拯救香港經濟唯一良方……連串反應給人感覺好像香港除了地產與旅遊業之外，便再無其他主要產業，空中服務員被迫離職後，只能投身其中之一。

產業發展才有就業

2002年，時任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在《財政預算案》的演辭中將金融、貿易及物流、旅遊、專業服務列為本港「四大支柱」產業。需要強調的是，當時梁錦松對於「四大支柱」的描述為「可以帶動其他行業的發展，推動整體經濟，促進就業」的重要高增值經濟活動，可見，提出這些「支柱」是想刺激香港經濟，絕非要如現在這樣抱殘守缺、強行維持既有產業結構，甚至為此窒礙其他行業發展或限制港人的工種選擇。

就以今次引發社會關注的航空業為例，在《基本法》訂明「保持香港的國際和區域航空中心的地位」和授權港府自行簽訂民用航空運輸協定的前提下，香港老早就應該把握機會，積極推動培訓本土機師，加強航空業競爭力，可是，連機場管理局在2016年成立的香港國際航空學院都沒有提供相關機師課程，正好說明當局根本無意協助港人投入此一高增值行業中，遑論將之轉化成為助益本地就業的新「支柱」產業。

當然，港府並不是沒有過扶助「四大支柱」以外新產業的機會。在2009年，時任行政長官曾蔭權在《施政報告》提出「走向高增值的知識型經濟，維持領先優勢，創造更多優質工作機會」，並且因應經濟機遇委員會的建議提出文化及創意、教育、醫療、環保、創新科技、檢測及認證「六大產業」，這對香港來說本來是一個很好的契機，可以藉着它們啟動本地產業轉型改革，然而經歷十年以後，卻不見有多大成績。

扶助新興產業乏力

在這「六大產業」當中，文化及創意產業明明具備極大的發展潛力，其佔本地生產總值比例起初甚至還略高於「四大支柱」之一的旅遊業。無奈隨着政府扶持乏力，這項優勢終於在2014年遭到顛覆。但其實近年港人依然保有卓越的創作能力，去年反修例運動以來，黃、藍陣營兩邊便拋出層出不窮的文宣產品，這些資源和人才若能夠轉去發展本地的文創產業，對香港的助益肯定要比讓它們繼續投入無謂的政治紛爭為大。

作為「六大產業」另一成員的檢測及認證產業，它的前景亦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之下表露無遺。不幸的是，同樣由於港府無法有效推動相關產業發展，檢測與認證業過往十年佔本地生產總值及就業人數比例居然一直原地踏步。今年香港檢測病毒能力遠遠落後於鄰近地區，結果需要請求內地支援協助，才能進行大規模的全民檢測，箇中雖有當局謹慎處理與私營企業合作的考慮，但終歸仍只能說是港府產業政策失敗所招致的惡果。

而同屬「六大產業」的創新科技產業，更是笑話中的笑話。至今尚未完工的落馬洲河套區創新及科技園，從2007年列入「十大基建」以來已有十餘年歲月，卻長期被拿來充當港府支持創科產業雄圖大計的證據。既然月中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四十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都特別提到要「規劃建設好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亦即此一問題很可能已經引起中央的關注，香港難道還打算在這方面蹉跎下去嗎？

產業結構亟待轉型

國泰集團裁員本身只是一次偶然事件，客觀地看，它就是一間扎根香港的大型企業不幸地遭到外部政治、社會因素影響而拖累生意，最終被迫作出一個艱難且打擊本地經濟的商業決定而已；日後隨着環境轉變，國泰集團很有可能會在香港重新聘請員工。不過，若它屆時僱用的還是以外籍機師為主，並且仍然僅有少數學歷及外觀條件優越的年輕港人可以雀屏中選，成為其空中服務員，而其他求職者只能選擇回去做經紀或導遊，那才是真正可悲的事情。

一個地方沒可能維持永遠固定不變的產業結構，像是香港往昔賴以發迹的貿易及物流此一「支柱」產業，佔本地生產總值比例便從2000年的約四分之一，跌至2018年的不足兩成；至於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同樣曾經佔本地生產總值比重近四分之一的製造業，去到2018年更加跌至僅得百分之一。上述數字足以提醒我們：產業結構轉型是不可避免的歷史進程，而且這是一項在任何時期都要持續進行的任務，這樣才能保持一個地方的競爭力。

當今天在香港此一國際航空樞紐都會出現航空公司裁員及結業的情況，誰能擔保金融、地產與專業服務產業的升勢不會改變？另一方面，如果大部份港人都只能選擇經紀作為增值就業出路，香港談何成為可持續發展的國際大都會？

為了應付未來潛在挑戰，港府與社會都必須做好準備，制訂長遠的多元化產業發展政策，別再出於維護既得利益而排斥必要的改革轉型，唯有如此，香港社會和經濟體系才不會再懼怕大企業裁員所帶來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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