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泛民主派宜把握「一年機遇」
全國人大常委會上周敲定香港立法會未來一年的安排：第六屆立法會繼續履行職責不少於一年，直至第七屆議會產生。根據上述決定，現任議員應該可以全體留任，包括早前報名參選新一屆議會時被DQ的四名民主派議員。民主派如何回應這個決定，考驗他們的政治智慧—究竟是留在議會擔當理性的代議士，積極議政，抑或被抗爭派牽着鼻子走，進行徒具政治光環但毫無實效的所謂「攬炒抗爭」？我們絕不認同後者是可行出路，那只會令香港社會在經歷反修例風波和新冠肺炎疫情的雙重打擊後，延續痛苦。泛民真正應該做的是把握機遇，在未來一年作出成績，讓選民看到他們不是靠政治光環「呃票」，而是真正有能力改變社會。
自從港府宣布把立法會選舉延期一年，民主派陣營便出現形形色色的對策。其中抗爭派認為，經歷DQ後的議會已淪為政治花瓶，留守等同為不公義的體制注入正當性，導致更多「惡法」通過。在現時高度亢奮的政治環境下，要求民主派「總辭」的呼聲不無市場，許多年輕選民甚至認定「總辭」是應有之義。然而，這種狡辯顯然無法自圓其說─去年的區議會選舉也有DQ，上一屆議會中被DQ的人亦不少，為什麼抗爭派還積極參加，還認真準備初選，努力爭取議席？甚至有些順利勝出初選。這種參與不就證明了議會路線是有價值的嗎？如今因為自己失去進入議會的機會，就要求別人「總辭」，毫不光明磊落。
按照抗爭派的邏輯，立法會存在制度不公，那為什麼他們又覺得自己可以藉控制議會來癱瘓政府？看來抗爭派是從自己能否獲益來計算，而不是從選民的利益着想，遑論社會整體利益。既然抗爭派曾經大條道理說「和理非」沒有用，為什麼現在又要參與議會政治？而使社會癱瘓了大半年的勇武抗爭派除了讓中央制定了《港區國安法》，又為香港爭取了什麼？
說到底，勇武抗爭路線只是「大隻講」，完全是異想天開的。殘酷的事實是，現時不僅街頭抗爭後勁不繼，就連相對溫和的「議會攬炒」亦可能因「癱瘓」政府運作而觸犯《港區國安法》。有志參政者唯一的現實選項就是理性問政，在議會裏為市民爭取合理權益。
值得留意的是，在中美「冷戰」加劇下，一些人想當然地認為中央必會禁止被DQ的四名民主派議員延任，以報復美國支持的抗爭派。但從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可見，中央不單沒有採取一些建制派人士鼓吹的「臨時立法會」方案，還容許全部議員續任，甚至沒有加入重新宣誓的要求。我們相信，中央政府不希望泛民進一步向抗爭派投降，更重要的是，中央堅持依法治港大原則，逐步建立一套用規則主導的積極「一國兩制」運行機制，為香港政治生態撥亂反正——既要讓包括泛民在內的各種政治力量認識中央如何理解《基本法》的落實，亦要為溫和泛民提供重返理性議政的機會，讓他們繼續作為一股建設香港、踐行「一國兩制」的正面力量。既然中央沒有置泛民議員於絕境，泛民就應當重新認識政治格局，把握機會，思考自己如何參政，不該任由抗爭派挾持。
政治攬炒虛妄
蹉跎歲月不智
反修例運動催生的政治亢奮讓社會陷入認知迷障，包括泛民在內的許多政治人物錯誤以為「攬炒抗爭」才是出路。例如公民黨主席梁家傑雖然反對「總辭」，但其支持泛民留守議會的說辭並非要務實議政，而是「就算擋不住，我們都不會讓政府舒舒服服地通過（議案），要令他們撕破臉皮、惡貫滿盈地通過，暴露醜惡一面」。這究竟是公民黨要為自己尋找「體面」的下台階，還是真的打算繼續遊走於「勇武」和「溫和」之間，繼續做「食兩家茶禮」的政治投機派？
公民黨曾因匯聚了法律專才而讓社會寄予專業論政參政的期盼，然而，能言善辯的律師不必然就可成為出色的政客。在反修例運動中，公民黨便顯得進退失據：他們用各種說詞為街頭抗爭張目，甚至為暴力破壞找理由，但自己卻不做；在議會論政，他們可謂日益「勇武」，但其慷慨激昂的言辭裏，也欠缺政策內涵。如果以為政治就是能說會道，那是自欺欺人。政策辯論是議員職責所在，然而立法工作不能像打官司那樣論輸贏—律師為付費者服務並維護其利益，議政則面向全社會。議會裏面當然會有政治鬥爭，但鬥的是眾人之事，以促進社會整體福祉為依歸。無可否認，所謂「勇武」、「攬炒」、「國際線」、「全面對抗」之類的口號確實可在一個時期內迷惑一些人，但終歸是天馬行空，因為事實證明，無視政治倫理的盲目對抗不單傷不了中央分毫筋骨，反而讓香港白白折騰，到頭來只苦了全體市民。
我們深切盼望泛民在未來一年撥亂反正，有自己的立場和鬥爭原則。一直以來，泛民被視為廣大中產階層的代表，應該是溫和的、有建設性的。可是當對抗式政治成為一時的主流，溫和泛民卻受抗爭思維左右，政治掛帥，為反而反，持續超過半年的內會風波就是活生生的例子。結果，中央一紙法令完勝了這種無聊鬧劇。任誰都看得見，類似抗爭根本無助建設一個更美好的香港，反而造成更多紛爭，香港卻在這種政治虛耗中蹉跎歲月。
推動社會共識
制訂改革藍圖
與其浪費未來一年的光陰，泛民議員倒不如思考如何積極運用，既要重奪自己的獨立性，不再跟着勇武派的步伐走，又可以再次獲得市民的支持，還可以在議會中為市民的權益推動切實可行的改革。當下我們面對的最大挑戰是抗疫和發動全方位的改革。自從第三波疫情爆發以來，部份所謂的本土派與抗爭派堅持不合作態度，甚至大打陸港矛盾牌，以陰謀論看待內地援助，類似的民粹操作在未來一年肯定陸續有來。泛民不應附和民粹和勇武，而應該引領輿論，理性看待兩地合作，以香港人的利益為依歸。
另一方面，疫後重建離不開政府與泛民磋商，縱然這並不代表泛民應該事事順從，但應本着實事求是的態度，在理性辯論的基礎上，於通過法案、撥款上給予合理應對。事實上，基層市民最想要的是「安樂茶飯」，而非「家嘈屋閉」，可惜，建制派或泛民至今都拿不出改革方案，就算主張變革，也只是停留在口號層面。
抗疫只是香港面臨的短期挑戰，真正的問題依然是要克服住房、醫療、安老、教育、交通、勞工等深層次問題。一年時間肯定不足以解決長期累積的問題，但泛民完全有條件在這個限期內，推動社會扭轉原先深陷的意識迷障、形成共識，推動政府針對經濟民生問題作出全盤規劃、深刻改革，這將對香港重新起步發揮關鍵作用。香港人很懂得適應環境，但只是適應並不足以解決某些結構性問題，大家應該開始學習改造環境，讓環境配合我們的追求而發生變化。只要港府和包括泛民在內的各黨派同心協力，在未來一年爭取在社會中建立改革共識，制訂適合香港發展的改革藍圖，大踏步向前，把這個美好家園引向善治絕非奢談。
民粹一事無成
憑實績爭「35+」
借助反修例運動的民氣爭取「35+」，利用議席優勢否決《財政預算案》，藉此迫使政府回應「五大訴求」，這是前香港大學法律學者戴耀廷為抗爭派想像的「路線圖」。事實證明獲得「35+」是可能的，但要威脅癱瘓政府顯然是癡心妄想。我們絕不認同「議會攬炒」的念頭，正是因為它不可能成功；我們也不認同政客藉激化政治衝突以博取議會多數議席，因為政治亢奮下的民意從來是不成熟的。然而，倘若泛民是在理性論政、做出政治實績的情況下取得「35+」，則是可取的，對於香港的良好管治和政黨政治均有正面作用。
這讓人反思制度與民意的相關性，制度優勢當然在不同環境之下為某些人提供方便之門，然而，這種優勢就不會被改寫嗎？反過來說，如果泛民做不出成績，又如何說服選民他們值得「35+」？更差的情況是，泛民欠缺自我反思的覺悟，繼續與抗爭派藕斷絲連，甚至連是否繼續議政都無法即時決定，這會否導致他們再次被出賣，甚至在違法抗爭中再被「株連」？泛民應該真心實意地自我反省，究竟進入議會的原意是為了什麼？如果繼續走「攬炒」路線，結果只會是自掘墳墓—當中央憑《港區國安法》已可扭轉香港形勢，當全國人大常委會一個「決定」已可為立法會延期一錘定音，泛民有什麼條件走癱瘓議會的抗爭路線？希望泛民能在未來一年，好好領悟這個眾所周知、但常常不被正視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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