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什麼才是值得我們引以為傲的公務員？
香港市民和社會精英是時候撫心自問，當我們在高談闊論政治制度的時候、當我們對某些政治人物盡情數落的時候、甚至是開懷恥笑大陸官場的腐敗，認為它已經到達體系崩潰的邊緣時，香港的公務員體系是否同樣是香港深層次結構矛盾的隱憂？
香港社會對公務員有著獨特的情意結。一般情況下，市民都感覺公務員效率高，專業性強，而且都是「叻仔叻女」，對高級公務員尤甚。「事實」是否如此已經不重要，「感覺」才是關鍵的。在政治動蕩的今天，大家多憑「感覺」判斷時事，「跟著感覺走」已經成為社會的普遍共識。更何況在一個如此喧囂的社會，公務員偏安一隅，其問題就更顯得無暇顧及。然而當我們把目光投向公務員隊伍時，卻發現問題重重。
公務員問題：偶然還是必然？
相對於其他國家或地區，香港公務員無論從廉潔度還是專業度上看，確實算是不錯的隊伍，這一點我們都能認同。然而，相對於香港目前面對的現狀，香港公務員隊伍除了有與其他國家和地區共同的問題，例如官僚主義，也有自己獨特的遭遇，評價起來就顯得不容易。
過去二十年，香港在經濟上乏善可陳，階層衝突明顯，政治前景模糊，市民生活拮据，年輕人感覺無望，但就是在這個時期，作為社會「管理者」的公務員體系卻不斷爆出問題。前有曾蔭權和許仕仁事件，不少高級公務員從離職轉投商界，讓人很難不懷疑背後是否存在冗長的利益輸送鏈條。現在，又有馮程淑儀和丈夫馮永業涉嫌貪污的指控。加上特首梁振英與其他問責官員無時無刻不發生各種讓市民揪心的狀況，一系列問題引發的社會焦慮可想而知。
從公務員出身的曾蔭權成為特首，宣示「打好這份工」開始，公務員在香港社會的地位登峰造極。所以，當他成為第一位被廉政公署調查的行政首長之後，香港人確實有種被「打了一巴」的感覺。案件既衝擊了香港的廉政傳統，更玷污了公務員的光環，等於是給香港核心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抹了黑。人們或許會質疑，公務員系統的問題究竟是偶然的，還是一直以來只是被人忽視，其背後是否如實反映了人們經常強調的香港社會深層次結構矛盾？最近發生的馮程淑儀事件，正如許仕仁貪污案一樣，再次凸顯了政府官員和商界之間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將「官商勾結」重新擺在了人們面前。
當賺錢成為唯一標準
馮程淑儀和馮永業是傳統公務員隊伍中的佼佼者，他們夫妻兩人可以說完全代表了港人眼中的「成功」，既是公職收入豐厚、位高權重，而且甚懂得投資理財——至少在房產交易中屢創佳績，利潤數以千萬計。然而，就算這樣，他們兩人仍可能以身試法，在房產交易中貪圖不當利益。試問，這純粹是貪婪，抑或是無知，又或是傲慢到蔑視法律的程度？人們應該如何解讀？真實的原因，我們需要等待進一步調查，甚至可能永遠都無法知道。但從目前已公開的證據分析，二人的貪婪和傲慢或許是其犯錯的直接原因，而官場的惡習、陋習則提供了滋養的生態環境，香港社會的「叻仔叻女」文化很可能就是深層次結構矛盾的根源。
什麼樣的「生態環境」滋生陋習？在馮氏夫婦這事件中，引發我們思考的起碼有兩點：第一，是「唯錢稱王」的「大環境」，也就是香港社會對賺錢的狂熱「尊重」，賺錢成為衡量一個人成功與否的唯一標準，所有人都鼓勵賺錢。當道德不構成約束，法律規範便淪為只是一項「挑戰」，它只不過是在測試你的能力，如何合法地規避法律規範也成為了「高智商」的體現。公務員跨出圍著官員的紅線就變得「順理成章」。第二，是公務員系統的「小環境」，他們的工作既掌握了大量資源，更與主導社會事務的商界有著錯綜複雜的牽連，兩者之間互動頻繁。當商界和官員同屬「上流社會」，賺錢又是值得鼓勵的共識，即便官員能夠控制來自金錢的誘惑，但作為官商之間的「友誼」而進行朋友間的相互「照顧」，繼而將道德底線稍作讓步也就顯得「情有可原」。信奉「高薪養廉」的香港社會，現實中卻看到了相反的結果。退休公務員頻繁加入商界，令人不得不懷疑兩者之間背後有什麽諱莫如深而不可告人的利益關係。
「叻仔叻女」文化的劣根性
香港人過去一直信奉「叻仔叻女」。「醒目」是香港的市井文化，不論是無綫電視節目中的「阿叻」陳百祥，或電影《賭神》里的「刀仔」劉德華，都無時無刻不在市民精神裡灌輸投機取巧和「博懵」的生活手段，醒目或市井都已經成為主流價值觀，原本略帶貶義的形容詞放在香港人身上卻並不令人感到任何尷尬。正所謂「執輸行頭、慘過敗家」，如果不「眉精眼企」，如何出來「行」？正如許仕仁和馮程淑儀，前者棲身上流社會，對郭氏兄弟予取予攜，最後東窗事發，羞辱了自己；後者則一直有投資、炒樓的習慣，間或和「朋友」做一些交易，可能自覺沒有什麼大不了，其他人甚或會想有「著數」為什麼不拿？這種「叻仔叻女」文化的劣根性，是造成香港公務員系統深層次矛盾的重要因素之一。
公務員究竟與政治家、商家、普通白領、遊走在社會邊緣的小混混等有什麼不同？我們可以要求這批人對社會有高於普通人的責任嗎？市民能對其有額外的期望嗎？有些人會覺得，公務員不外乎是「打工仔」，也有人覺得他們是「父母官」，公務員在社會中的角色於香港仍沒有準確的定位，欠缺深度討論。回歸時，特區政府將殖民地遺留下來的公務員系統照單全收，甚至在中英談判中刻意放大了香港公務員的特殊性，認為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官系統。時至如今，面對香港社會的種種問題，或許人們除了強調問責精神、寄希望於政制改革、甚或加上政黨的監督外，真的需要反思在社會轉型的重要歷史時期中，公務員應該扮演的角色，以及香港需要什麼樣的公務員生態。
行政主導下 公務員制度必須改革
香港的政治體制要求香港公務員是社會、政治、經濟的主導力量。在行政主導的香港，今天的特首和政務司亦是公務員體系的一部分。行政主導即意味著不是政治家主導，而是由特首領導的公務員體系所主導。政客們或許能「聲大夾惡」，但在行政主導的香港，這並不意味在他們是引領香港未來的主人翁、決策者，市民在這一點上應有足夠認識。代議士其實只不過讓深居幕後的公務員多了一個「扯線公仔」。在現有政制下，代議士只不過令公務員需要應付的工作增加了，但遊戲規則並沒有變，或許一些公務員就心安理得地多賺點「外快」。
在一般人認為政制先進的美國，政治家和商家在社會、政治、經濟中扮演主導角色，公務員的角色並不明顯。這種比較可以讓香港人意識到，在考慮政制改革時，公務員制度的改革可能就是政制改革的一個部分，有著同等重要性。如果公務員制度持續不改革，不僅會造成其落後，也有可能發生「結構性臃腫」而導致的效率低下，甚至有系統性崩潰的危機。
事實上，當人們接受了公務員就是一份「工」，我們已經將其道德約束大幅度鬆綁。然而，公務員的「回報」並不僅僅反映在薪酬上。在薪酬上，公務員顯然可以媲美私營企業，但在福利保障上，他依然是公務員，享受高福利和保障。而論及權力和社會尊重，他們更堪比「官員」。既然如此，為什麼我們不能夠對他們有更高的要求？包括對官員的道德要求、對私營企業業績回報的要求，以及對社會公僕的服務質素和效率的要求。
或許，香港市民和社會精英是時候撫心自問，當我們在高談闊論政治制度的時候、當我們對某些政治人物盡情數落的時候、甚至是開懷恥笑大陸官場的腐敗，認為它已經到達體系崩潰的邊緣時，香港的公務員體系是否同樣是香港深層次結構矛盾的隱憂？這個曾經被市民當做香港核心價值需要保護起來的公務員體系，我們又有什麼工具和認識手段來預防它的道德崩塌，甚至是社會是否具備適當的機制去制約公務員超越紅線，更有效保護市民的權益，而不至於被公務員，或者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各個領域予取予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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