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林鄭解蝸居民困 須「好打得」非「好講得」
對於劏房問題不斷惡化、樓價不斷飆升，與其說普羅大眾對這些數字感到驚訝，更貼切的可能是，市民早已對此感到沮喪、無助，甚至有一種哀莫大於心死的無力感。因為過去十多年來，本港的房屋政策一直走了歪路、錯路，但無論問題如何顯而易見、無論社會大眾如何吶喊，歷屆政府的官僚甚至領導層，對此都仍當局者迷，又或是如裝睡的人一樣，怎樣叫也叫不醒。
2002年，是本港房屋政策步入歧途的一個關鍵時間點，當時香港經濟受到亞洲金融風暴、科網泡沫爆破、911事件等連環衝擊，樓價泡沫亦徹底爆破，時任特首董建華在成功連任後，便部署一系列的刺激樓市措施，而其中一招重招，就是2002年11月推出的樓市「孫九招」。時任的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宣布取消定期賣地、停建居屋、叫停兩鐵（地鐵和九鐵）住宅項目等九項措施，更曾放風指政府打算有朝一日將公屋數量封頂，而這一系列措施的背後理念，就是要將房屋問題全面市場化，由私人市場操控住屋供應。
而這套思維，一直影響歷屆政府，無論是2004年全面推行的「勾地」制度，將土地供應話事權拱手相讓予地產商；以至曾蔭權上任後多番拒絕復建居屋和恢復定期賣地，以免「干預」自由市場；及至「房屋特首」梁振英上任後，將土地資源優先供應給私人發展商，如2017至2018年度的賣地表現，預計將供應可建2.43萬私人住宅單位的土地，遠超原先1.8萬的目標，惟資助房屋的建屋進度卻嚴重滯後，十年建屋計劃仍欠至少4.3萬個單位的用地，在在顯示政府的房屋政策市場化取向。
「自由市場」無法調節安居需要
由此可見，造成當前房屋困局的，不是個別特首的決策失誤造成，而是因為由董建華、曾蔭權，到梁振英，都天真地將市民的安居需要，放手給所謂的「自由市場」調節，卻忘記了「自由市場」本來就沒有責任保障每個市民都安居樂業。而以「自由市場」的名義包裝政府在房屋政策上的放任無為，無異於將700多萬市民最基本的安居需要，置於洶湧的資本洪流之中。
其所造成的客觀結果，就是當前的住屋問題困局：一邊廂，在政府向私人住宅市場優先供應土地之下，私人住宅未來三至四年的潛在供應雖達到9.7萬伙的天量，但在利率水平仍然偏低、游資仍極度泛濫之下，私人住宅樓價仍如坐火箭般飆升。
自從「孫九招」之後，本港工資中位數上升了大約六成，政府差估署的樓價指數卻累升超過四倍、租金指數升了近一點四倍，因追不上樓價、租金升幅，而買不起樓、租不起樓的市民亦愈來愈多；另一邊廂，由於大量市民特別是基層，無法購買或租住私人住宅，更多人湧向了資助房屋，惟資助房屋需求長期被忽視，等不到上樓的市民只能無奈地蝸居劏房，而且劏房租金在「自由市場」之下也不斷水漲船高，導致基層市民愈住愈細、愈住愈差。根據統計處的數據，對比2014年和2016年，劏房的月租中位數由3,800元升至4,500元，兩年間升了18.4%；劏房戶人均居住面積卻由61.8平方呎跌至56.5平方呎，這些數字背後，都是市民特別是草根階層對蝸居困局的無聲吶喊。
面對香港當前的住屋困境，若說官員完全無心裝載，也未必公允。如運房局局長陳帆早前表示，對於目前的覓地建屋進度感到「羞愧」，而曾在上屆政府任發展局局長、現任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亦稱，對未能滿足資助房屋的土地需求感到慚愧。這些高官的言論，無論只是純粹擺擺姿態也好，還是心感歉疚的肺腑之言也罷，關鍵都不是他們說了什麼動聽的話，而是這個政府是否願意真心誠意面對問題，拿出政治決心認錯改錯。
覓地縱難 卻非無計可施
不過現時看來，對於政府解決住屋問題的積極性，相信不少市民都未感樂觀。林鄭月娥在上任後隨即提出進行全社會的「土地大辯論」，並成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以檢視和評估各種增加土地供應的選項。但小組的實際工作進度似乎處處碰壁，例如在討論新界棕地問題時，有人認為棕地並不代表可馬上發展的閒置土地，不少在棕地作業的物流、倉儲業有存在價值，又指棕地業權分散、整合困難；至於動用《收回土地條例》徵收由地產商所持有的農地，又指存在被司法覆核的風險；若要取消丁屋制度騰出土地，不但面對鄉紳勢力的反對，更可能涉及《基本法》對保障原居民權益的憲制問題。此外，如移山填海、舊區重建、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增加發展密度等，種種覓地建議都遇上各式各樣的阻力，令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工作顯得裹足難前。
相信市民不是不理解覓地到底有多困難，但不代表市民要繼續容忍蝸居苦況不斷惡化的現實。而且覓地縱然事事皆難，政府並不是毫無其他切實可行的選擇。事實上，香港早已有一幅擺在眼前、短期內可供應用的大片土地，就是佔地170公頃的粉嶺高爾夫球場用地。
相比其他覓地選項，將粉嶺高爾夫球場用地改作建屋，可說是短期內最合理的選項。這幅土地的大業主本來就是香港政府，不涉及如棕地般的複雜業權或拆遷問題；而且政府批出的租約，列明只要12個月前發出通知便可收回土地，加上此地本來亦將在2020年8月租約期滿，政府要回收於法有據；由於高球場環境早已人工化，保育方面的顧慮也較少，平整土地的技術困難也不高。按照民主黨早前的研究，若根據政府的規劃標準，這幅土地可建設一個容納35萬人的市鎮，有助大大改善現時公屋申請大排長龍、劏房居民不斷增加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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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會有人認為，回收高球場建屋是一種「鬥地主」的思維，但本質上，富人揮桿作樂和普羅大眾的安居需要，其實可以和平共處；而高球場從發展高球運動的角度，以及作為商界的社交場合，亦確實有其存在價值。只要政府在回收粉嶺高球場用地的同時，覓地讓球會搬遷重置，高球場和建屋之間的矛盾，自然迎刃而解。例如預留作香港迪士尼樂園第二期發展的60公頃土地，到2025年前都沒有計劃發展，這幅土地正好在未來一段時間安置高球會，待日後迪士尼啟動擴建，政府可將球會遷往填海得來的新土地，在土地自然沉降成實土的期間，富人亦可繼續享受高球之樂。
因此，覓地雖然並不容易，但也絕非無計可施，關鍵是特首林鄭月娥仍繼續徒嘆覓地這難、那難，還是拿出政治決心作出改革。林鄭月娥說過，她年輕時也曾居於板間房，她亦應該好好想想，如今看似繁華璀璨的香港，仍有接近四萬名兒童居於劏房，居住環境比她當年還要惡劣。假如林鄭月娥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好打得」，而不是光說不練的「好講得」，就把粉嶺高球場回收回來，讓市民見識一下一個有為政治領袖的膽識與擔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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