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保證一國兩制有效運行　中環西環溝通須有尺有度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早前說「中環西環行埋一齊幾好」，用字無疑可再斟酌，但確實點出了協商與溝通的本意。事實上，香港政府和中聯辦之間有一定協作，並不為奇，甚至是無可避免的事實。市民應關心的，不是他們有沒有「行埋一齊」，而是「行埋一齊」的具體情況與意義何在。「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若然他們的合作是基於「同道」，也就是為鞏固一國兩制與高度自治，自然是香港之福；但若然雙方的合作會引起「西環治港」的誤會，甚至實質損害一國兩制，則萬不可為。香港市民也應謹慎判斷、監察，這種合作模式於港有益還是有害，並督促港府守護兩制，不能讓任何人越俎代庖。

中環與西環的合作空間或闊或窄，本質上端視中央政府的要求，以及香港現實情況。「中聯辦」是中央人民政府派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與各界聯絡的部門，顧名思義，它代表着中央政府，其權有多大、責有多闊，同樣取決於中央政府。按憲制，特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基本法》第十二條），行政長官須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就《基本法》規定事務發出的指令（《基本法》第四十八條第八款）。換言之，就制度而言，中央要指令中環，其實毋須轉彎抹角、經過中聯辦；更何況，中央明言自己擁有「全面管治權」，如要干預，又何須掩飾？觀乎過往紀錄，中央對於香港事務，除了「港獨」等觸碰底線的事情，一直表現得相當克制，與港府溝通亦非常尊重「高度自治」原則。可惜的是，出於各種理由，香港社會普遍認為北京透過中聯辦干預香港自治事務。客觀而言，形成「西環治港」這種負面印象的，並不是中央，而是一些官員在執行任務時發生了偏差，兩者不可混淆。

導致偏差的主因有二，一是部分中聯辦官員官僚主義作祟，不講政治、越俎代庖；二是香港政府官員懶政、無能。物必先腐而後蟲生，若然港府官員了解一國兩制，並強勢貫徹，就算中聯辦真的指指點點，港府仍可維護高度自治，防止政策偏差。一些中聯辦官員不知分寸，指手畫腳，香港官員又過於委身，甚至讓一些投機政客利用機會對政治資源巧取豪奪，一般市民看在眼裏卻不知箇中細節，便會誤把本地政客鑽營、港官無能、派駐官員越位等簡化成「中央干預香港高度自治」。因此，中環與西環合作時，必須清晰邊界，知所進退，不能令市民以為香港自治受到破壞。

中聯辦須明白主輔角色之分對於中聯辦的官員而言，必須明白主輔角色之分，萬勿狐假虎威、越俎代庖。由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的年代計起，中聯辦在香港長期經營，與建制派關係千絲萬縷，其政治影響力自然不可忽視。但回歸以後，中聯辦的角色與定位已然非常清晰，與九七前有着本質差異，其首要工作是協助港府與中央政府及不同中央部委聯絡，而非如同過往般，與港英政府進行政治博弈。單是有效實踐這種角色轉變，已是任重道遠。據聞，今屆政府就是通過這種合作，為在內地生活港人爭取便利措施獲得了扎實成果。然而，依然有人將中聯辦在香港的角色比喻為黨委，這種說法並不恰當。依照一國兩制模式，香港政府並非由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中共是通過憲法和基本法，以中央政府作為領導主體，具體落實高度自治是由香港市民間接選出、非隸屬中共的本地政治力量負責，因此中聯辦不可能是香港政府的黨委。

可惜，就算制度清楚，依然會有人錯誤理解自己的使命。中聯辦在過往一段長時間，曾積極參與建制陣營的選舉部署，為個別政黨高調籌款，甚至協調各個建制黨派在立法會議程中的投票安排。這些工作就算沒有違背中央的治港精神，卻顯然不符「講政治」的基本認識。中聯辦必須明白，香港社會對政黨、從政者及權力機關的期許，與內地有着不同標準，中央駐港官員與建制政黨過於親密，會令市民覺得建制議員是北京的「扯線公仔」，繼而讓市民對中聯辦產生負面觀感，不利於中聯辦更廣泛地接觸、了解社會實況。當然，這並不是要求中聯辦只充當「跑腿」角色，我們說的「有度」，就是希望中聯辦準確掌握輿情，沒必要置自己在民意爭論中。這對於熟悉「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的中共黨員來說，理應沒有認知上的困難。

與此同時，香港社會也應明白，要求駐港官員在香港「不搞統戰」、「不講政治」，有違他們的工作定位，甚至是分外要求。中聯辦既有其定位，也有責任守護一國兩制，如何在掌握輿情與保障兩制運作的大前提下，更具智慧地進行「統戰」、「講政治」，才是他們執行中央重負時必須思考的核心問題。港府有憲制責任守護兩制

中環西環如何良性合作，重點在於香港政府官員的表現。香港官員普遍有一種複雜心態，他們一方面不屑「北大人」，對之抱有偏見，同時又有着「敬畏」之心，有些人甚至會自我矮化為奴才。港府對待中聯辦，固然要尊重其作為中央政府派駐機關的角色，但更要尊重一國兩制下特區政府的憲制責任。若然中聯辦有任何「訓令」、「指示」，港府便即盲目跟從，甘心做大配角，那麼敗壞兩制的責任，終是落在港府身上。中共官場近年有句流行語：「打鐵還須自身硬。」港府要確切守護香港的「一制」，長遠還須建立起強而有力的高效管治。隨着「一帶一路」、大灣區、十四五規劃等重大國策推動與展開，香港必須積極參與國家事務—這不是被迫參與，而是基於現實發展需要；不是臣服於北京壓力，而是要為香港尋找空間和靈感；不是因為香港窮途末路，而是年輕人追求更大的一片天，就像他們的父母，曾經擁抱過時代改變所帶來的機會。

香港已進入經濟結構轉型的關鍵期，假如藉着中聯辦的協助，香港能充分利用中國崛起所帶來的空間和助力，又何樂而不為？但若然港府的施政水平「未到家」，官員缺乏領導力和執行力，在合作的過程中必然容易受到中聯辦或者其他強勢部門牽扯，甚至喧賓奪主。要解決這個問題，關鍵還在於港府須提升自身管治水平。先圖自理、再固自主，是港府與中聯辦合作貫徹執行一國兩制時的大方向。市民須發揮輿論監察正面作用港府與中聯辦能否本着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大原則良性合作，輿論監察起着重要作用。但市民要發揮輿論監察的正面和積極作用，就必須全面、深入認識一國兩制，不可偏廢於兩制之間的敵我矛盾格局。可惜的是，在「後撕裂年代」，社會中不少人（包括建制與泛民）還未能走出梁振英治下膚淺的二元對立思維，非友即敵的觀念仍然根深柢固。當然，出現這樣的惡果並不能怪責社會大眾—中聯辦一改以往的低調作風、港府委身求助於中聯辦、部分政客的刻意奉承，全都是市民憂慮一國兩制受損，甚至擔憂「西環治港」的成因。但正因如此，我們才要更客觀地認識中環與西環合作的本質，勿令社會輿論成為民粹政客謀取政治本錢的工具，使香港再次陷入嚴重撕裂、對立的亂局。這裏說的政客，包括建制中刻意挑撥泛民與中央矛盾的野心家，以及炒作中港矛盾、鼓吹獨立自決的政治投機者。香港正身處中央強調「全面管治權」的時代，中聯辦擔當的聯絡溝通角色難免會更為突出。不過，若然社會不問因由，一見中聯辦出現即「未審先判」，認定它干預香港內部事務，這只會將事情的本質模糊，絕非香港之福。在守護一國兩制的「與同道為朋」路上，香港社會、香港政府、中聯辦各有角色，必須培育合作基因，這不是妥協，而是實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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