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案回看｜40年前強姦女童　科技進步、一個法律原則終送色魔入獄

40年前的一個下午，一名20歲鋁窗工人下班後，在屯門新發邨一帶尋找獵物，看中了一名13歲女童，便尾隨她。趁她入屋時推她入內，搶去她約100元後，還將女童強姦。工人的這項罪行，改寫了很多人的命運。30多年後，也終回到他身上。

雖然警方在現場找到疑兇的手印，但當年的科技，無法在茫茫人海中找出兇徒。直至25年後，科技提升，終鎖定兇徒，把他拘捕。可是受害人在案發後的16年裡，患上抑鬱病，在29歳那年了結生命。雖人已不在世，但控方仍堅決提控，惟證供薄弱，更一度要無奈撤控。

控方最後重新審視證據，決定引用「傳聞證供」，再次提供被告。被告王晉全在上周二（11月28日）在高等法院承認強姦罪，判囚7年，這懸案終告一段落。

女事主報案時激動反應為案留下伏筆

事件發生於1983年1月20日，當時13歲的女事主，獨自到胞姊的住所時遭強暴，她脫險後即到離家最近的警崗，向一名女警訴說事發經過，女警觀察到女事主當時頭髮散亂，情緒激動，且不住慌張地哭泣，她提到下體疼痛和流血。警員即到單位調查，發現沾有血及精液的紙巾及3條褲子，更在現場找到一個懷疑屬於疑犯的手印。

80年代科技未足以憑指紋和掌印破案

然而上世紀80年代的科技，比對指紋和掌印，仍需靠人手和肉眼比對，即使已掌握有力證據，但從人海中找疑犯近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女事主經歷這一劫後，情緒一直不穩，經常進出入青山醫院，她在1999年最後一次離開醫院後跳樓輕生，結束29年的生命，曾侵犯她的犯人卻仍然逍遙法外。

遲來的科技為案件帶來轉機

25年後，科技為案件帶來轉機。警方在2008年提升了法證檢測系統，能就指紋及掌印作出更精準的比對。有資深警員稱，雖然警方一直有指紋和掌印的分類系統，能將指紋和掌印特徵轉化成文字和數字，但一直需用人手及肉眼校對，準確度始終未如理想。後來電腦技術提升，比對過程亦更快更準，為過往無法破解的案件帶來突破。

警方在2021年終確認出掌印人的身份，並鎖定是已年過50的廚師王晉全，並在2021年8月在荃灣把王拘捕。

疑犯被捕後認曾搶劫過一名女童

王晉全被捕後亦承認，他在80年代常在屯門一帶，以類同方式搶劫，更因而被捕及坐監。他也記得或曾搶劫過一名13至15歲的女童，或也對她作出過不理性的行為，但是否有強姦她，他稱已記不起。

證據不全曾一度撤銷強姦罪　重新審視證供再有發現

警方2021年正式落案控告王強姦及搶劫罪，然而當時女事主已身故逾20年，缺乏關鍵證人下，要告王強姦罪，技術上有一定困難，數月後亦無奈要撤銷控罪。

據悉，控方後來再審視證供，包括當日向在警崗接見女事主的女警。雖然該女警已退休，但她對事件仍有印象，並願意出庭作供。然而該女警只是從女事主口中得悉事件，她並非目擊證人，她從事主得悉的經過，在法律上也只能視為「傳聞證供」(Hearsay)。

傳聞證供在一般情況下難被呈堂

「傳聞證供」是指證人轉述另一人的陳述的供詞，由於資料是基於第三者的資料，例如：證人A稱，男子B曾告訴他被告曾經殺人，但B不是案中證人，法庭一般不會接受A從B口中得知的話，因該說法只是A從B口中得知，相關內容或遺漏和扭曲，控辯隻方亦無法盤問陳述者（如例子中的B)，因此刑事審訊中，一般不會接受。

例外情況下可作引用：案發後不久作出陳述

但是，有例外情況下「傳聞證供」仍可應用，如陳述者作敍述的時間與案件有密切關係，例如陳述者在案發後不久向他人作出陳述，而這陳述的虛假風險偏低，便有可能被引用。

例如有人致電報警，並驚慌地表示「有人斬我呀」，之後便掛了線。警員不久後到達現場，陳述者已經死亡。在這情況下，陳述者雖不能就他報警的情況作供，但他報警時留下的錄音，是在案發後不久時作下，加上他說話時驚慌的表現，再串連案件其他證據，即使是「傳聞證供」，亦有可能用以呈堂。

控方認為本案合適決再提控

控方再審視本案，考慮到女警觀察到女事主當時的狀態，如她情緒激動，頭髮散亂，而事主往警崗的路程只需約5分鐘，認為女警的「傳聞證供」符合該例外情況，加上搜證得來的證據，例如手印及等，最後決定再次控告被告強姦罪名。

被告認罪不用再傳召證人

案件最後交付高等法院聆訊，被告王晉全選擇承認強姦罪，此舉亦免卻證人出庭和重提事件。庭上透露，王過往有6項刑事紀錄，涉及9宗罪後，最後一次犯法是2000年意圖搶劫而襲擊他人。但他在這次定罪出獄後，便沒再犯事，他的代表律師亦稱，王在該案後已改過自身，展開新的一頁。特委法官陳政龍最終判王入獄7年。

認罪是其中一個放下罪疚的舉動

被告事隔多年後，在證據非很完整情況，決定承認曾侵犯事主，這會否與其犯罪後承受心理壓力有關，臨床心理學家鄭健榮稱，他不熟知案情，難就此作評論，但他指出，一個人若年輕時曾犯罪或做錯事，當中的罪疚感，有機會令犯事者感到痛楚，認罪或是其中一個放下罪疚的舉動。

事主與家人均可能有創傷後壓力症

然而事件對女事主以及其家人的影響，卻是無用置疑的。臨床心理學家鄒凱詩指出，受害人被性侵時的年紀愈細，影響就愈大，要走出陰霾並不容易。一般受害人會出現創傷後壓力症，連帶有抑鬱及焦慮等情緒，也會失去安全感，難以信任他人，自我形象低落，覺得自己「污糟」、「係破裂咗嘅人」，或覺得自已被破壞，「開心唔起上嚟，都會諗點解係我，係咪我做錯咗啲咩？」

疑犯未被捕令受害人更感不公　千萬別怪責受害人

鄒凱詩認為，本案疑犯一直未被拘捕，受害人會擔心再有危險，怕疑犯再來找她，更加感到不公平，無法理解為何犯人能逍遙法外，這亦會加重她的病情。再者，受害人有過這樣的遭遇，都會非常驚慌，身邊的人要多加陪伴，不要急問事件情節，「如果方法問錯，對佢哋（受害者）係二次傷害。」相反，應給予時間該她們消化，再慢慢把事情講出來，也可以鼓勵受害人見醫生、心理學家，嘗試以專業方法來幫助她們。

鄒又再三提醒身邊的人，千萬不要怪責受害人，不要讓她們覺得會被離棄，要讓她們明白，錯的一定是對方，而不是她，希望受害人能慢慢重建事件。她說這個過程，往往都需要好長時間。

家人經歷的痛點不止一個

鄒又稱，受害人的家人也一同經歷事件，他們也有機會出現創傷後遺症。就本案的情況，受害人遭性侵後，要經常出入醫院，最終自殺身亡，家人的痛點不止一個，「係咪咁容易忘記或者平復呢？」

說出感受是把事放下的一個方法

鄒認為，倘若家人間將事件視為禁忌而不願再談及，這並非一件好事，「這會成為（家人）心裡面，或他們關係之間一條好大嘅刺。」像這案的受害人，其家庭若要面對這類創傷，可考慮一同去拜祭受害人，告知她犯人已落網，也可以寫一封信，向受害人訴說多年來的經歷及感受。「好似有一個儀式，將呢件事完結。中國人未必咁能夠係人哋面前講太多感覺，寫信會係一個方法，睇下會否能放下一點。」

九成性侵受害人有急性壓力反應

臨床心理學家鄭健榮亦稱，研究指出，受性侵或強暴的受害人容易患上創傷後壓力症，逾九成人在事件後兩星期會有急性壓力反應，例如會想起事件、發噩夢、逃避與當日有關連的人、事、物、有驚怕、心跳加速、呼吸困難等生理反應等。

疑犯未落網或會對受害人造成負面情緒

他指出，現時已無從得知受害人是否有創傷後遺症，但受創傷事件影響的人，有三分之一會有長期的創傷後遺症，部份人透過治療會有改善，但改善程度也受很多因素影響。案中疑犯多年後才落網，有些受害人會因疑犯在逃而失去安全感，有更多負面想法及情緒，但亦不能一概而論。

家人不想重提事件屬人之常情

他續指，受害人的家人也同樣經歷痛苦，即使今日犯人已被繩之於法，但對家人而言，傷痛或仍未完全康復，他們未必想再談起事件。鄭說：「佢哋當然身同感受，經歷個苦楚，我諗係一個人之常情嘅反應，唔想面對，想逃避。」但他指每個人面對傷痛也有不同方法，有人會找人傾訴，也有人可能選擇不處理、不討論。

找方法重過正常生活已經Okay

鄭說：「都要強調尊重番當事人，用咩方法令自己最舒服就最好。即係可能有啲傷痛，但係只要搵到方法，生活得好好的，社交、工作、生活都可以融入社會，能正常生活，呢個都係治療目標，讓事件對佢影響減到最低，其實已經ok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