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九巴車長罷工】1間公司5個工會 素人起義的無助
「死就我死先！」上月底發起罷駛的九巴女車長葉蔚琳在行動完結後說。雖說工潮暫告一段落，但從2 月10 日大埔巴士翻側事故延伸的風波—巴士車長爭取合理工時待遇的問題，卻未見解決。九巴工會眾多，按常理應能充分代表車長訴求，何以在與資方爭取待遇時，卻未能聯手？
大埔19 死車禍發生後，媒體幾近每天都在談論車長待遇問題。九巴隨後決定調高車長底薪，看似從善如流，實際上只是把原本以「安全」及「良好服務」為名設立的獎金撥為底薪，沒有真正改善車長待遇。葉蔚琳發起「月薪車長大聯盟」，便是由於不滿資方所謂「優化薪酬」只是左手交右手的掩眼法。但她似乎高估了社會對巴士車長處境的同理心。
2月24日下午葉蔚琳在事前無預兆的情況下，突然號召其他車長在當晚參與停駛，固然出乎資方意料，也把成千成萬乘客殺得措手不及。雖然大埔車禍令巴士車長工作時間過長、精神壓力大、收入低等積疾再度進入大眾的視野，但許多人在手機上看到停駛新聞的推送時，第一反應恐怕是擔心周末消閒行程受阻，心生抱怨。罷工行動最終只有寥寥數人參與，網上充斥針對葉的惡意批評，九巴大型工會的高層暗嘲她是「白癡」，資方代言人更譏斥她發「死人財」。葉蔚琳坦承罷工失敗，但她後來與公司管理層見面後，又稱抗爭行動「初步成功」。最新發展是她上周宣布將盡快把「月薪車長大聯盟」登記成為正式工會，繼續為車長爭取權益，組織口號定為「車長權益，日日爭取」。
撇除罷工是否鹵莽的爭議，細看葉蔚琳的訴求，其實說出了許多巴士車長的心聲。發動罷工時，葉提出三點訴求：要求九巴取消評核機制，敦促政府教育市民如何有禮對待車長，以及在九巴的政策加入員工及基層聲音。九巴已有五個工會，是什麼驅使她不靠現有的組織力量，走出來發起工運？外界對這場一個人帶出的抗爭議論紛紛之時，對巴士車長的工作環境又知道多少？
「工會不代表我」 傳統工會式微？
工潮過後，大眾發現九巴原來存在不同顏色的「簿仔」（工會），各有政治立場，左丶中丶右丶獨立的俱有。稱它們為「簿仔」是因為，各工會每年均會向會員派發其代表顏色的記事簿。五個工會裏，九巴只承認工聯會屬會「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及港九工團聯合總會的屬會「九巴職工總會」，這大工會過往長時間扮演平衡勞資利益的維穩角色。不被承認的三個工會分別為職工盟屬會「九巴員工協會」、報稱沒有政治聯繫的「九巴僱員工會」和「九巴職員權益工會」。
早在罷工行動前，兩大工會與資方便已達成共識，同意九巴把獎金撥入基本底薪，同時將加班費由每小時70.9 元增至96 元。但葉蔚琳與其大聯盟成員質疑，工會究竟以什麼名義，代表所有前線車長接受這個玩數字遊戲的薪酬優化方案。
「我們是公司承認的工會，會員佔現職車長七八成，誰說不夠代表性？」
「我們是公司承認的工會，會員佔現職車長七八成，誰說不夠代表性？」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下稱「汽總」）第一副主席張子琦笑稱，工會三年一次的幹事選舉「開明民主」，由會員一人一票選出理事，不存在代表性不足問題。翻查資料，汽總聲稱單計現職全職車長會員，有約6,300人，與另一獲九巴承認的工會加起來的成員共約8,000人，佔去大部分現職車長。
「就算人多又如何呢？我們車長覺得工會無用是因為他們做不了什麼，次次與公司傾都傾不到東西出來。」一名不願望透露姓名的九巴車長如是說。前線車長不信任傳統工會不是空穴來風，工會自我設限令他們最不忿。
汽總日前召開記者會提出要求將車長底薪增至19,000元，與九巴月前提出的優化薪酬方案中，相差近4,000元。
被問到何以月前與九巴就方案達成共識，日前卻又「改口風」，張子琦解釋該調整方案是早於去年便與公司開始商討，與大埔意外無關，而真正決定加薪幅度是每年六月才與九巴會面討論，「優化是件好事，絕大多數員工只有獲益……既然爭取那麼多年，公司又願意改善，我們自然欣然接受，難道我們要拒絕它嗎？」那麼，為何不趁今次意外，要求公司立即改善車長待遇呢？例如是他們2004 年開始爭取的月薪增薪點？張子琦沒有正面回應，只道出不參與今次罷工的原因，「罷工是終極談判失敗才會發起。假如我們貿然參與，是先痛打公司一頓才叫對方坐下來慢慢談判，這樣不合邏輯。」
張子琦強調，「工人不能下下一拍兩散，不只傷害到公司，最終也會傷害到自己。除非你不想再在公司裏做。」這番話，正正道出了不願出面參與罷工的車長的痛處。
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
《基本法》第27條列明：「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不過街工立法會議員梁耀忠卻說出另一個故事—在工會裏站得最前的人，是「底最白，也最無後顧之憂的人。」他解釋，公司當然不會明言因罷工而辭退當事人，而是以工作表現不佳等其他借口，故敢於出來的人必須冒上被秋後算帳的風險。
工會團結抗資方 知易行難
五個現存的九巴工會中，只有一個明確表示支持葉蔚琳所發起的罷工。明言反對的兩大傳統工會內更有人揚言，葉的組織成立僅寥寥數天，發起罷駛動機不尋常，質疑是另有政治勢力藉此滲進工運，奪取工會話語權。似乎，在傳統工會眼中，其他工會或組織發起工業行動，目的均是分裂傳統工會。不過，傳統工會又曾否與這群不在九巴談判桌上的人溝通過呢？張搖了搖頭說沒有，「招呼也會打，不過坐下來傾又真的沒有。」事實上，即使汽總每年6月恆常與公司商討加薪幅度，也不曾與其他工會交流意見。
張子琦說，一直歡迎其他工會主動溝通，「我們是抱持開放態度，有電話你可以打來，有會址你可以上來（表達意見）。如果你有能力的話，我也會推薦你成為工會幹事。」
「撇除政治立場不講，大家明明同樣希望改善車長待遇，為何不能五個工會坐下來慢慢傾呢？」
其實，只要細心梳理各工會的論述，不難發現它們的大方向一致。以今次事件為例，各工會均要求改善車長待遇，只是關注點不一，有的關注薪酬，有的關注工時長。「撇除政治立場不講，大家明明同樣希望改善車長待遇，為何不能五個工會坐下來慢慢傾呢？」梁耀忠搖頭詰問。他指出，工會應以工人權益為大前提，可惜的是，不同的工會「目前還是礙於意識形態，糾纏在門戶之爭（爭取會員數目）多於為工人謀取權益」。工會背後政治勢力迥異，習慣各自表述，未能統合壯大勞工聲勢，向資方討價還價能力因而下降。
那麼，四分五裂的工會有可能團結一致嗎？曾加入過三間工會的九巴職員權益工會理事長李國華或許可以提供答案。他1996 年加入九巴職工總會，2009 年加入職工盟旗下的九巴員工協會，2016 年12 月脫離九巴員工協會後，另組九巴職員權益工會。入職車長以來由白簿轉為綠簿再轉為藍簿，李國華說最後為「理念」而出走，是看到既有工會的不是嗎？
「有的是人事鬥爭，有的是政治至上，無一是真正為工人發聲。」
「有的是人事鬥爭，有的是政治至上，無一是真正為工人發聲。」李國華記得，退出第一間工會源於當時希望幫一位屬於別的工會的伙記。當時他向自己的工會求助，卻被一句「他不是我們的人（會員）」拒絕。這讓李國華醒覺，明明大家是身穿同一套制服，卻有親疏之別。他後來在另一工會逗留了七年，最終另起爐灶，背後又是一個怎樣的故事呢？他沒有仔細說明，只道了一句：「工會不能靠一人說了便算，而是要聽工會內所有人的意見。」
近年來本港運輸業界的流失率十分嚴重，首當其衝的是各大巴士公司。以九巴為例，2016 年全職車長流失率為13%，包括退休車長，與整個行業的情況相若，「不夠人手正正是工會最大的議價能力，可惜工會未有掌握這個最好時機。」梁耀忠這句話是對四分五裂的工會現況失望，也是對工運在港發展不理想的慨嘆。
上文節錄自第101期《香港01》周報（2018年3月5日）《 一間公司5個工會 九巴素人起義的無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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