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康復】徘徊病院與社區之間　走過漫長跌碰之路

鄺志輝是香港精神康復者聯盟執委會主席，他因誤信一間極端教會而患上精神病。「1995年那時，教會講很多末世論，說神會回來，人類過不了2000年，世界會癱瘓。」他聽從牧師的吩咐，喝雙氧水，一日一滴，相信只要有足夠的氧氣便能修補身體損壞的地方、排清毒素。

他說：「那時隱約覺得事情不太對勁，但大概是聚會的氣氛，大家都在講一樣的事，就會一起迷信牧師，而非聖經。」後來他常聽到一些聲音，嗅到氣味，睡不着，覺得有人跟蹤、要謀財害命。直至某天他和妻子的親戚聊天，想合作做生意，親戚卻發現他說話不協調，談着談着，說了很多末世論、要回教會等，語無倫次。

藥物影響工作生活

鄺志輝記得他們大吵了起來，對方報了警。到醒來時，他已經在醫院，一住便不知多少年，吃了無數的精神科藥物，後來更多次在醫院和社區間徘徊。

精神科藥物的副作用不少，會令人嗜睡、流口水、手震等。部分病人會要求減低藥物劑量，以回復正常生活，但會增加病發機會，須再入精神病院接受治療，來來回回，難以真正康復。

鄺志輝對此深有體會。他離院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星光行做採購跟單員，工作了五年。藥物令他嗜睡，他回到公司後會先躲在廁所睡15分鐘，但過後仍然打瞌睡，無法專心。跟社工商量過後，他得以減藥，可是一減藥他就「跳掣」發病，再被送入精神病院，由於腦部再受損失去部分記憶，結果出院後他甚至沒有回去領取工資。他後來加入了非牟利團體「香港精神康復者聯盟」工作，聯盟讓他負責打電話，但他仍無法擺脫嗜睡問題。「那時我常常想睡覺，『精盟』每次拍攝開會照片，都會拍到我睡着的模樣。」

重回社區受歧視

多年來政府推動精神病人治療「去院舍化」，希望病人得到社區及身邊的人支援，更容易走康復路。然而，許多人對於精神病人居於自己的社區內仍有忌諱，不自覺的歧視令病人的康復路更難走，潛在患者亦難以突破心理關口，主動尋求支援。

鄺志輝曾在中途宿舍生活，他指那段日子很規律，要負責清潔、洗碗，有助他學習自理及社交技能，過渡到社會。中途宿舍一般建於公屋最低層，康復者有機會每周外出，但鄺志輝坦言，居住在樓上和附近的居民都有戒心，怕影響樓價和治安。

社區中的歧視仍然普遍，鄺志輝曾和其他康復者一起到茶餐廳，侍應竟說︰「快啲畀呢班傻仔。」街坊都知道他們是康復者，他指其他人會「try your patience（測試你的耐性）」，令康復者難受，康復者要主動站起來「說不」，他們才會收斂。

現時鄺志輝病情比較穩定，會在香港精神康復者聯盟或教會做義工，也會去葵涌醫院探望其他康復者。他是康復者當中比較敢言的一個，曾接受過數次媒體訪問，但卻覺得這是他被多次解僱的原因。

「他們不會說原因的，有一個僱主知道我是精神病康復者，也有一個不知道。但不要緊，他解僱我是他的損失，又不是我的問題。當時又不知道有平機會，沒有去投訴。我想多做點教會的工作，做『真人圖書館』，分享時帶出生活的core values。現時很多人是為了生活而生活，不是為了讓生命活得有價值。」

所謂「真人圖書館」，其實就是精神病康復者。公眾「看書」時，可以了解康復者的故事，得知精神健康的重要，又可藉互動改變參加者對於精神病康復者的偏見。作為康復者這麼多年，鄺志輝沒有對政府抱有很大的期望，反而更希望透過自己的力量，慢慢改變社會。

上文節錄自第99期《香港01》周報（2018年2月12日）《 康復者自述：精神康復需要醫生和社區細緻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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