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康復】政府冷待資源嚴重短缺　精神康復路阻且長

精神科醫生歐陽國樑在這領域工作17年，近兩年由醫管局轉為私人執業。他認為政府資源不足，令醫生在藥物治療方面也未能做好，遑論心理治療。「在公立醫院，每一更門診約四小時，雖然沒有明確指引，但管理層要求每更為20至30位病人診症，當中包括新症。我只能花約六分鐘了解每人病情，並判斷他們是否屬於嚴重級別、要不要留院。」

六分鐘診症，相當於2008年公立醫院普通科門診的平均診症時間。當年，面對社會質疑診症時間過短，醫管局委託香港中文大學進行為期兩年的研究，建議合理的診症時間。然而這份報告完成後石沉大海，從未公開。去年11月，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查詢時，指醫管局自2014年起規劃新增普通科門診服務，並以八分鐘的診症時間為基準；至於專科的診症時間，局方只稱「會因應病人的臨床情況及複雜性而有所不同」，一般而言，診治新症需時比舊症長。

政府於2015年公布全港精神健康普查，發現本港一般精神疾病（common mental disorder）的患病率為13.3%，推算全港700多萬人口中，約100萬人出現焦慮、抑鬱等精神問題；嚴重精神病（severe mental disorder）患者，例如患思覺失調、躁鬱症和嚴重抑鬱症等，推算佔人口比例也達2.5%，即近20萬人。雖然普查顯示精神病患病率不低，但求助率卻只有至26%，可見精神病仍是社會中的禁忌。據食物及衞生局統計，2016年至2017年度醫院管理局轄下醫院及診所的精神科病人數目逾24萬，其中4.9萬為嚴重精神病患者。

政府精神科醫生負苛大　流失率高

數以十萬計的精神病患求診，早已令公院人手超負荷，2016年至2017年公院精神科醫生流失率達6.4%，在各項專科中排第三。歐陽國樑慨嘆，在公立醫院體制下，不少精神科醫生疲於奔命，最終唯有離開，他是其中一人。

單從診症時間甚至比不上普通門診來看，精神科醫生面對的嚴峻壓力可想而知。更何況精神病診治本應是一項需要較多時間的工作。歐陽國樑指出，為精神科病人診症，應該先和對方聊天，了解他們在工作、家庭、人際關係等各方面遇到的困難，然後才討論症狀。可是基於時間限制，公立醫生難以做足這些步驟。

資深精神科醫生王明爍在醫管局工作逾30年，他也認為現時約六分鐘的診症時間不理想。雖然他會花約一小時在新症病人上，但剩下的三小時便要看逾20個病人，只能拉上補下。「和他們聊天，了解他們的狀況，是要令他們覺得醫生不只對『病徵』有興趣，是對他整個人感興趣、有意幫助他。」王明爍說，醫生須給予病人機會訴說不快，即使這未必能幫助他們解決問題，但至少可讓他們宣洩。

現時醫管局七個聯網的精神科門診「穩定新症」輪候時間各異，由45至146星期不等（表），當中新界東最誇張，長達三年。在等候期間，原本病情穩定的也會惡化；而病人繼續居於社區欠缺支援，也增加慘劇發生的機會。在這樣的制度下，病人能否得到最佳治療，實在成疑，而醫生也無法跟進病人的「藥物依從性」（即有否按指示服藥）。

精神病藥物具嗜睡、難以集中、流口水、手震和身體僵硬等副作用，病人即使離院，適應生活也不容易。若醫生能密切跟進病人用藥情況，當能更有效調節用藥，助他們融入社區。現時醫管局會安排精神科社康護士，社工或職業治療師等擔任「個案經理」，上門跟進病人用藥情況，以及復康過程中的心理和適應問題。不過，社康護士與醫生一樣欠缺人手。

去年5月，時任食衞局長高永文指，每名社區精神科醫療專業人員（如精神科社康護士、社工等），平均同時照顧40至60名病人；2015年香港護士協會的調查也發現，精神科社康護士對病人的比率是1：55，相比起英美兩國的個案經理比率，分別為1：21及1：29，香港的比例明顯太高。

香港心理社會康復協會榮譽秘書黃光磊是已退休的精神科註冊護士。他先是任職駐院護士20年，後轉為社康護士工作17年。黃光磊指兩個工作崗位的性質截然不同，「我們在醫院裏是主人，負責看管精神病人、照顧他們起居飲食，可以控制病患的生活模式；但到了社區，他們便是自己的主人。」他認為社康護士有兩大作用，一是觀察病人離院後的生活情況，幫助醫生跟進；二是按病人所住社區的環境資源設計康復計劃，例如病人需要消磨時間，就看看區內有沒有圖書館、工場等，同時教導患者身邊家人、鄰居充當支援網。

黃光磊以他負責的一宗個案為例。他曾跟進一位病人，十多歲起患妄想症，覺得家人會在水和食物中下毒，「在家也不肯吃家人做的菜，堅持自己做飯，我很難和他建立關係。」病人最初服用的是第一代精神科藥物，副作用較大，會令手腳僵硬、坐立不安，有時需要母親陪伴在外行走一個小時，才能穩定下來。他的藥物依從性不高，致病情愈來愈惡化，腦細胞也受到傷害，結果，20 多年來一直在醫院和社區出出入入。到了病人40 多歲，黃光磊對他作社區跟進，由於二人曾在病房接觸，他才不至於對黃光磊毫無信任。

醫院一直未能為這位病人提供較少副作用的新一代藥物，他的病情遲遲未見大改善。一直到黃光磊得悉他有一個快要升中的兒子，才出現突破。黃光磊經常和他談「湊仔經」，建立朋友般的關係，才終成功說服他轉到自己的社區覆診。服用新藥後，病人的藥物依從性愈來愈好。三四年過去，病人情況才告穩定下來。

社康醫護緊絀　政府反指人力過剩

以上個案反映，跟進嚴重精神病人需時甚長，但社康護士一般卻要在同一時間照顧多達60名病人。然而，政府竟判定精神科護士人手已經過剩。去年食物及衞生局發布的《香港醫療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策略檢討報告》指，精神科護士於2016年已有94人屬「過剩」，預計到了2030年，將會有623人、即16.1%精神科護士「過剩」。

做了17年社康護士的黃光磊認為，政府判定人手過剩，「關鍵是政府想要什麼樣的服務水平？若只求『無鑊爆』，那就非常簡單，把病人都放到醫院就行。」

2015年，醫管局招聘的精神科護士減少，部分未覓得職位的畢業生批評開辦課程的院校濫收學生，而院校則批評醫管局不肯請人。醫管局該年度接獲186名應屆畢業生求職，但該局首階段僅聘用了69名精神科註冊護士及7名登記護士。同年，香港護士協會公布調查指出人手不足問題，受訪者的工作壓力高達8.2分（10分為滿分）。

港鐵縱火案一周年之際，五個關注嚴重精神病患服務的組織聯合呼籲政府，落實精神健康檢討委員會去年4月、即縱火案兩個月後發表的檢討報告建議，包括在三至五年間，把個案經理與嚴重精神病患的比例降至1:40。身兼香港心理社會康復協會主席的精神科醫生王明爍直指，當前政府不重視嚴重精神病患者，支援不足。他與其他關注者希望政府在本月底發表的財政預算中增撥資源應對。

培訓人才需時，政府有必要盡快訂下理想的社康護士對病人比例，宏觀規劃人手。現時負責培訓精神科護士的院校主要為理工大學及公開大學，隨着社會對精神科護士人力需求上升，公開大學在2015年的精神科註冊護士課程收生人數，也由40人增至110人；不過，護士學士學位為五年制課程，而要從精神科護士轉為社康護士，也要接受一至二年培訓，包括100小時的課堂和16星期的實習。

康復之路固然並非只靠專業醫療人員便能輕易走過；然而，專業人員的資源規劃卻是必須做好的一環，唯其如此，精神病康復者才能再次融入社區，繼續走康復路。

上文節錄自第99期《香港01》周報（2018年2月12日）《 政府冷待資源嚴重短缺　精神康復　路阻且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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