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傭強制與僱主同住案　入境處藉合約條款作簽證條件是「走後門」

現時外籍家傭來港工作，必須與僱主同住，這項政策已實行逾10年，早前卻有菲傭入稟提出司法覆核，指入境處限制外傭留宿的政策違憲，令外傭易受剝削、虐待和歧視，違反《基本法》和《人權法案》。司法覆核案今（3日）開審，申請人指住宿條件與工作無關，惟與僱主同住，令女傭失去放工後的自由，亦非所有僱主可以安排合適住宿，有些外傭更只被安排住廚房，再者，入境處處長無權透過審批簽證的行政手段，違法限制外傭的住宿選擇，又強調今次官司不是要令所有外傭離開僱主家，而是認為政府應給外傭選擇權。

申請人是菲律賓籍女傭Nancy Almorin Lubiano，她2001年來港當家傭，但疑遭受前傭主虐待，今由資深大律師石永泰代表。答辯人入境處處長則由資深大律師余若海代表。

外傭若違反規定可被刑事檢控

根據現行政策，入境處要求外傭與本地僱主簽合約時，必須接受「標準僱傭合約」中強制外傭與僱主同住的條款，否則入境處不會批出外傭的工作簽證。而留港的外傭若違反同住規定，可被刑事檢控，或會影響他們將來申請續發簽證。

入境處處長無權實施住宿限制

申請人在入稟狀指，與僱主同住的規定侵犯基本人權和勞工權益，入境處處長無權實施住宿限制外，強制留宿在僱主家的外傭被迫接受不理想的居住安排，較易受到剝削和虐待，此政策除侵犯外傭的私隱，亦令她們難以建立和維持社交聯繫，或向外界求助。

住宿安排與外傭工作無關

石永泰庭上陳詞時，批評入境處不能將「與僱主同住」列為入境及逗留條件，更藉僱傭合約、拒批工作簽證等手法實行同住政策，做法等同「走後門」，入境處有權干涉外傭因何來港（來港目的）和留港期間做甚麼（從事的工作類型），但住宿安排與外傭的工作無關，入境處無權限制她們的居住條件，現行政策超越法律賦予處長的權力。石強調今次司法覆核並非聚焦在申請人的個人權利受損，而是一次制度性的挑戰。

同住政策增外傭受侵害風險

在香港落實的《人權法案》禁止任何人使用奴隸或奴工（servitude），而國際法慣例則反對強迫勞役（forced labor），部份國家簽署和落實1930年《強迫勞動公約》和1957年《廢除強迫勞動公約》，即使中國內地沒有簽約，但仍自行修例保障勞工權益，可見禁止強迫勞役已經成為國際慣常做法。石指同住政策會增加外傭遭受人權侵害的風險，觸犯根據《基本法》第39條而適用於香港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政府要解釋為何堅持這項帶來人權侵害風險的政策。

政府不應干涉外傭私人生活方式

法官則質疑，如果同住政策會影響外傭留港工作的狀態，例如與僱主同住會令外傭較少機會接觸家務以外的黑工，在這個基礎上入境處能否合理地限制外傭的居住地？

對於法官質疑同住政策或有助避免外傭違法「秘撈」，石永泰指政府不能干涉外傭的私人生活方式，以達到監控和維持治安的目的，入境處對外傭施加不合理的限制，已超出部門職權

與僱主同主限制了外傭下班後的人身自由

國際勞工組織（ILO）曾指出11個強迫勞役的指標，包括濫用其弱勢處境、限制行動、孤立、超時加班等，石永泰指外傭與僱主同住，變相限制了他們下班後的人身自由，而同住環境減少了外傭的社交和文化生活，令她們處於孤立。再者，很多香港人聘請外傭貼身照顧幼兒和長者，即使外傭正在休息或放假，只要她們留在僱主家，僱主仍會要求或期望她們打理家務，實質剝奪了她們的休息機會。

有外傭只住廚房

石永泰引述Justice Centre於2016年的外傭狀況調查報告，逾3成半的外傭沒有獨立的居住空間，要和長者或幼童分享一個房間，更有少部份人被迫住在廚房。每6個受訪外傭就有一人符合強迫勞役的所有指標，而其中3成半人稱她們休假日仍要工作，而僱主要求加班時，她們往往不能拒絕。石直指與僱主同住的政策令外傭容易受到剝削，而政府在2003年前實行「較開明」的做法，若外傭與僱主談好住宿安排，再向入境處申請，外傭則可以不在僱主家留宿。

石永泰又指2012年香港有20多萬外傭，其中100多人申請不與僱主同住獲批，外傭人數如今升至35萬，估計會有更多想要搬出去住的外傭。法官明言有多少外傭希望搬出去住，與本案沒有直接關係，法庭只會考慮入境處的做法是否合法合憲。

案件編號：HCAL210/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