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星星的人】兼具ADHD及自閉特質　導演：別人覺得我們是機器

周燃(David Chow)說，他在1962年溫黛颱風吹襲那天出生。「所以我阿哥叫我做『阿風』，我又好似風咁，無定向。」但我更覺得他像木頭，沉實無聲，但若你豎起耳朵，會聽到葉脈和流水的聲音。
我是在Facebook成人自閉症群組裡找到周燃的。眾人七嘴八舌的談論自己問題、批判社會，他卻欣然的道：「If God has given me this gift, I am going to find out what can I do with them.」40多歲才懷疑自己一直有ADHD（專注力不足過動症）和阿氏保加症的他，沒有太多怨言，認為既然腦部構成是天生的，那他就嘗試勾勒問題的輪廓，繞過它，走一條彎曲但屬於自己的路。
今天我們太習慣把問題冠以不同學名——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讀寫障礙、情緒和行為障礙。但小時的周燃只知道自己被老師喚作「搞屎棍」。他記得小學時他常鬧脾氣，在課室走來走去，大聲談話。老師說：「搞咩呀你？搞屎棍啦你！」此後「搞屎棍」又成為他的名字。
攝影：盧翊銘

移民加拿大受欺凌

15歲時，周燃隨家人移民到加拿大。他變得沉默內向，過度活躍的特質減退，自閉特質卻顯露出來。「小學已經沒有好朋友，中學只有一個。加拿大好多派對，我不喜歡去。」有同學更因此欺凌他。有個身形龐大的鬼仔同學，不斷以言語侮辱他，更曾在小息時當眾撩交打。更糟的是，家庭不是避難所。那是個一樣暴力的環境——他有4個比他大很多的哥哥，經常打他罵他。 「可能因為這樣，我發展了一套自我防禦機制。現在如果有人掉東西『呯』一聲，我會反應很大。」周燃說。

所以周燃從來獨來獨往，不參與任何社交活動——他發現他開始逃避人，很不情願跟人交談。空閒的時候，他大部分時間也沉迷在一、兩個興趣上，如電影及攝影。今天他重新閱讀自己行為，才認為自己年少時很可能有專注力不足過動症 (ADHD) 及屬自閉症譜系的阿氏保加症。

從導演變成木匠　喜歡自己決定工作節奏
 
周燃大學時讀科學，後來轉讀電影系，更嘗試拍電影。但「1986年時我回到香港在電影公司工作。但我發現我無法在死線前完成工作，我也不能如同事般圓滑，經常說話得罪人。」周燃說。結果他回到加拿大當上了一個木匠，幫人整修房子，那也是一段快樂的時光：「我自己一個做事，自己決定時間表和工作節奏，有自己的步伐。」但他也沒有完全放下對電影的追求。周燃曾跟《南華早報》記者合作，在1996年拍攝一對孖女爭取居港權的紀錄片，並憑此獲得IFVA評審特別獎。

從自我探索　到原諒家人
 
2006年，周燃為香港某家族基金當藝術教師，期間要教學生「認識自我」，結果他發現自己活了40多年卻從未「認識自我」。即使從來不喜歡閱讀，但周燃不斷的找心理學、精神科學、哲學、佛教等書來看。「然後我就發現我有很多阿氏保加症和專注力不足過動症的特質。」

周燃於是開展了漫長又痛苦的自我探索歷程，在早已封塵的陳年回憶裡逆溯。他忽然記起，自己每次跟陌生人談話，喉嚨會緊繃；自己的父母也從來無朋友，在家過著孤立的生活；媽媽晚年時只選擇跟周燃同住，因兩人的生活方式好相似，大家不會說話也不會有情感交流；以前的女朋友總是拋下同一句說話：「你只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周燃聳聳肩：「可能別人會覺得我們是機器，冷冰冰的。」無法進行情感交流，正是阿氏保加症的特徵之一。

自閉不是病？　尊重多元的「神經多樣性」

但是自我發現後並不只得怨懟。周燃接觸了「神經多樣性」(Neurodiversity) 的概念——倡權分子認為自閉症和閱讀障礙都僅是與生俱來的神經差異，他們可同時兼具天賦和失能，社會不應僅視此為「疾病」。「一個不大會社交的人不等如得了病。我們都要認識及接受不一樣的自己。」周燃說。他又稱，他不會嘗試去「治好」他與生不同的腦部構造，不想變成其他人眼中所期望的自己。「既然我發現我有某些障礙及某些能力，那我就嘗試就著我的能力去做事。」

現在的周燃已屆半退休狀態。單身，本來同住的母親也已過身，朋友也只那一、兩個。有時，面對外來刺激時他的腦仍紛亂得可佈，甚至興奮得睡不著。「我有也時也希望可重整我的頭腦，讓我不靠冥想去冷靜。但也是同樣的特質讓我有創意想法，可省思自己。」對於自身的問題，他不奢求治癒，也不掩臉迴避，接受那最根本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