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福界之禍】NGO要品牌創新 創辦人： 制度令社工守不了專業
翻開鍾承志的著作《對着幹！》，開首一頁便寫了簡單的兩行字：「就算失望，不能絕望。」輕輕一句勵志說話，足已總結過去20年來，鍾承志經歷新舊制度後，自行創立「生命工場」的心情。
整筆過撥款制度（LSG）推行16年，鍾承志於1997年懷着希望入行，眼見社工工作被扭曲至面目模糊，於是帶着失意離開。前路沒有燈，但心中尚有火。42歲的鍾承志離開制度，以申請不同津助提供服務，目的只想守着社工的本位——與街坊建立堅實的關係。「我離開機構時，新上任的上司跟我說：『仲想同你一齊打江山』。那一刻我着咗燈，覺得走是正確的。」當機構是一座座江山，服務則成為鞏固江山的戰績，那需要援助的人們又是什麼呢？
攝影：江智騫
1997年7月1日，是香港回歸的日子，也是鍾承志踏入社工行列的第一天。還未入行時，社工在他心中已有清晰的輪廓——鍾承志生於綜援家庭，小學時常到青年中心做義工。當時家境清貧，中心的社工是他的傾訴對象，也是「媽媽」。「我們的關係很緊密，即使連文員，感覺也像媽媽啊。他們看了我六七年，到現在我們還有聯絡。」年少無知，當鍾承志在汪洋漂流時，「媽媽」的出現讓他早已定下明確目標。「我感受最深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可以影響如此深遠；我很想將人結連起來，讓大家能互相幫助。」
當「大我」變成「自我」
鍾承志畢業後於青少年服務中心工作。當時LSG還未推行，鍾承志眼見不同機構之間會按當時社會需要討論服務，再建議政府撥款資助。20年前，機構尚未設立深宵外展服務，但前線社工留意到不少年輕人於晚間流連，有需要提供相應服務。「除了我的老闆，還有其他（機構）老闆會一起開會，告訴政府有長遠需要，希望他們提供支援。結果成功了，現時夜展成為了長遠服務。」
當時前線社工的着眼點僅是街坊、社區，機構間的關係如同協作夥伴。當LSG推行後，機構需要額外申請政府或私人津助開拓服務，意味着機構之間由夥伴關係，變成了競爭對手。「LSG之前，整個業界會諗『大我』，即是整個政策、不同人的需要，這是社工本位應該要做的事；但後來要互相競爭津助，機構就要讓外界知道自己做過什麼。」
鍾承志處於新舊制度交替的時代，深深感受到社工的價值受到衝擊。他工作的中心希望提高知名度，便要社工協助舉辦一連串開幕典禮，迎接到場參觀的來賓。「那些典禮本質沒有問題，但要花幾多時間去做呢？當時的參觀活動多到數不清，我記得高峰時期，單是籌備典禮、參觀接待都要加班，五天半都做不完。」 LSG推行前，鍾承志的機構也會接待政府官員探訪，但只是單純希望服務能惠及全港青少年。「以前是談及『大家』，現在是自己的服務、『Branding』（品牌），以前NGO怎會說『Branding』呢？」此消彼長，當時間花在其他活動時，根本無暇關心服務對象。「最難過的是，見住班細路有需要，但我處理不來。」
十多年前，香港的失業率高企，出現大量「雙失青年」。鍾承志工作的機構是政府「展翅青見計劃」的協辦單位。鍾承志每半年要跟進30個青年的個案。當計劃完結後，就再有新一批參加。「計劃完了，但他們的問題還未解決；數目這麼龐大的時候，有時接到細路的電話，都未有時間應付。」鍾承志希望與細路維持長遠的關係；但機構僅視他們為一個檔案，完成後便合上文件，轉身離開。「機構那條線，與社工不同——他們希望愈多愈好，但社工則覺得愈深入愈好。」 LSG於2001年推行，鍾承志身為舊制員工，薪酬可繼續與社署的薪級表掛鈎，年年遞進。然而，制度泛起的種種浪潮教他意興闌珊。「從同行口中得知，原來我那間機構已經是最好。那時就想，不如自己成立一間NGO吧。」
開辦初期 人工只得以往一半
2004年，鍾承志離開工作七年的機構，與幾位社工創立「生命工場」。全港有99%的非政府機構（NGO）接受政府的整筆過撥款，金額由數十萬至上千萬不等；生命工場就在僅餘1%之中。脫離政府資助，鍾承志能夠重新發揮社工本位的工作，與街坊建立長遠穩固的關係。可是，談願景也要談現實——錢從何來呢？「什麼都做，一日的野外訓練營、電腦班、入校服務；即使有些明知賺不到人工的，都會盡力完成。」鍾承志與幾位創辦人的薪金最初幾年只得以往一半；直到第四五年，外聘人手亦比常設機構低五至六千元。即使現在有30名員工，他們的薪金亦低於主流機構。人工低微，鍾承志希望能保障員工工作，避免津助完結時受影響。「我們會籌款填補空窗期。現在有十個員工共事了八年，所以我覺得主流機構沒有理由做不到，在乎有沒有心。」
「跟一個細路起碼要兩三年才有機會幫他解決問題。如果見他六次就得，按理這一行會好掂，但事實並非如此。」
沒有津助 也繼續提供服務
生命工場推行首兩個服務後，鍾承志觀察到油尖旺區跨代貧窮的問題，於是着手撰寫計劃書申請津助。接受整筆撥款的非政府機構，每年也會申請大量津助拓展服務增加收入；津助期限屆滿後，遺下還有需要幫助的街坊。生命工場僅靠政府或私人津助營運，計劃同樣也有結束的時候，難道這不是重蹈覆轍嗎？「我要堅守的是，不能放棄他們。即使沒有津助都不會放棄。」鍾承志逐字逐句把說話吐出來，猶如許下誓約般堅定。
機構成立以來，關注貧困家庭的幼兒服務從未間斷。當年埋下的種子縱未開花結果，但已漸見枝葉。「13年前的細路與家長，到現在仍會來中心。那個細路已考入油尖旺區的名校了。雖然他要面對另一種壓力，至少機會比較多。」坊間的津助為期幾天至數年不等，導致社工難以維繫與參與者的關係。鍾承志眼見主流機構服務類型眾多但時間甚短，難以根治參加者困難。「跟一個細路起碼要兩三年才有機會幫他解決問題。如果見他六次就得，按理這一行會好掂，但事實並非如此。」
現時機構的服務集中於扶貧、青少年成長及社區發展，各個範疇均要申請政府或商界的津助維持服務。機構間競爭激烈，當津助期限屆滿後，隨時未能申請下一個。「所以我們有同事專寫計劃書，不斷申請Funding。直到現在，我們交出去的有一半都是失敗。」鍾承志承認非資助機構的確比較吃虧。「第一個兩年project（津助）於第五年出現，去到第十年，終於申請到些三年計劃，現在算是較穩定。」
工作朝不保夕 社工變做「二五仔」
鍾承志離開主流規則，但眼見另外99%的機構中，部分視求助個案為數字，津助成為跑數工具，慨嘆業界生態已扭曲至面目全非。他最近留意到有年輕人於Facebook設立了「防止自殺」專頁，令他再度反思主流機構的角色。「很多青少年中心都說如何防止自殺；但現實是他們有事不會找社工，覺得社工聽不到。」回想當初，鍾承志與社工的關係是彼此信任的基石，現在卻有不少社工將學生的事轉告老師、家長，信任一下子就瓦解。「在『名校secrets』都見到不少。社工的處境就是不想『孭鑊』，所以事事匯報。」政府推行LSG後，於新入職的社工均是合約制，工作朝不保夕。鍾承志憶起以往社工的待遇穩定，會站在細路一方與校方及家長溝通。「制度令到社工不敢出聲，這不是透明度的問題，而是信任——相信我們聆聽細路的需要後，會幫他們變好。」
悲哀嗎？眼見曾經最信任的人，變成別人眼中的一根刺。鍾承志吸了一口氣道：「悲哀。因為守不了專業。但我相信，當整個業界都堅持的話，是沒有可能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