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福界之禍】工作薪酬不穩 現職社工：制度令人不敢發聲
為何要找社工？家裏被迫拆遷、貧窮或染上毒癮——全都是需要援助的時刻。社工本應像條救命索將人從絕境拯救出來，但制度的變更將社福界生態扭轉。2001年，政府推出整筆撥款津助制度（簡稱LSG）。以往「實報實銷」的方式被轟欠缺彈性，社署便整筆過將薪金及恆常開支交由機構處理。然而，缺乏長遠福利規劃及透明度下，各機構的人手編制及薪酬毫無根據可依。當工作朝不保夕時，社工着眼點又可放在哪呢？林鄭月娥身為當年大旗手，如今卻明言改革LSG；上任在即，她會否再一次逆民意而行？
「同事說我很激進。」35歲的社工白艾榮（小白）如是說。組織年輕人發聲，揭露制度不公義——這是社工的工作本質，亦是小白同事眼中的「激進」行為。現行社會福利制度及社工教育，似乎將社工的本位導向至另一端。
薪酬「海鮮價」 新舊制員工差六千元
小白於2004年成為社工。當時LSG已推行三年，他初出茅廬便要面對制度帶來的衝擊。「當時入職的人工只有12,000元。」他笑說。LSG推行前，社工薪金與公務員人工看齊，並按年上升（俗稱「跳Point」）；但制度實施後，2001年往後入職的員工頂薪點只得公務員薪金中位數，導致機構內出現同工不同酬的情況。小白舉起雙手，一高一低的比着兩者的差距，解釋說：「我們起碼爭六七千；而他們就年年升，新人點升都追不上。」
根據香港社會工作者總會（社總）於2014年發布的《非政府社福機構薪酬及福利機制研究報告》顯示，學位或以上社工的起薪點中位數是16,825元，而同年社署的助理社會工作主任有25,685元，社會工作助理則有17,485元。舊制員工薪金較高外，他們的職位亦相對穩定。「入職時多數是一年合約，做了幾年後轉三年約。」小白多次強調，他服務的機構已經算是業內較好，按年續約的例子屢見不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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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教育變求生技能
人工固然重要，但小白選擇社工為終生職業，更着重服務對象的需要。他憶起實習完結那天，中心有個小孩攬着他大哭，當時他才感受到社工在別人心中的分量。「以前只想找份能夠接觸人的工作，沒有什麼立志做社工的想法。」畢業後小白被委派作駐校社工，三年內由初中性教育，到Band 3學校的駐校工作也有涉獵。當時，他跟一名患有思覺失調的學生關係緊密，時常聆聽他的困難；可是，當一年服務完結後，小白便要離開。雖然還有聯繫，但關係顯然比過往疏離。「那時候覺得沒有問題。院校都講所謂的『專業』社工，就是離開工作崗位後，不能跟服務使用者再有聯繫，亦不能交換聯絡方法——現在我當然不贊成。」
制度扭曲衍生出待遇、服務質素等問題，小白觀察到部分社工對政策和制度漠不關心，源於當初接受教育時未能感受到應當肩負的使命感及同理心。小白畢業於香港大學，「以人為本」的工作在全港最高學府當中只是一套「求生技能」。他憶起二年級時每堂都要模擬處理不同個案，然後找方法解決求助者問題。「他教你好多Skills（技巧），令你出來做事是不會死，但社工的教育應是講信念。」本應教人理解、聆聽的工作，卻變成「解難」技巧，小白明言：「所以很多港大出來的都做社署。」同為社工，但小白與舊同學的理念背道而馳。舊同學曾說有求助人哭着致電社署，他答道：「你喊完先打上嚟。」小白不齒他們的行徑，但同時明白這是福利制度所致。「社會福利署的社工作為gate keeper，要你搲爛塊面，證明你很有需要，例如綜援、公屋，但福利不應如此。」
有時聽到社工要中立，但如何中立？弱勢就是被打壓的一群，我們的立場當然要站在他們那邊。
政府商界多為出資人 NGO揸頸就命
小白懷着滿腔熱血與制度埋身肉搏，但不久就開始探問：「社工是否操作機器而已？」LSG制度下，撥款超過八成是員工的薪酬，剩餘的不足以營運其他服務，機構因此需要撰寫計劃書申請津助（funding）。然而，出資者（funder）大多為政府或商界，這如同緊握機構的心臟，教他們面對大是大非時，也不能表明立場。
最近，懲教處虐打囚犯的事件引起公眾關注，小白眼見沒有其他機構敢提供協助，感到十分氣餒，「因為好多機構跟懲教處都有合作，會派社工到懲教院舍開小組。」小白直言，機構在這些服務上沒有收取大筆津助，但深怕發聲後會得失部門，有損合作關係。然而，身處弱勢的一方已被邊緣化，若社工仍然袖手旁觀，他們根本無處可逃。「有時聽到社工要中立，但如何中立？弱勢就是被打壓的一群，我們的立場當然要站在他們那邊。」
1970至1990年代，社工於不同社會運動均站在最前線。當中1994年荃灣「天台屋」清拆事件，社工與天台屋居民跟政府對峙，有人更攬着石油氣罐明志。帶領和扶助弱勢原是社工的工作本質，但如今經政府或商界介入後，背後卻隱藏大量政治因素。小白曾申請撲滅罪行委員會的津助籌劃活動，希望年輕人看到社會不公義的情況。當時適逢「反國教」活動，他便領着年輕人到政總、六四及七一遊行。最後他們將自己的聲音創作舞台劇、歌曲，內容也是批評制度、政府為主。「可是，當我們第二年申請同一個基金時，就不獲撥款了。」小白道。
只為創新 冷待服務對象
小白自覺一直有心有火，認為社工的工作理應針對制度、政策，走在前線為弱勢發聲。他不諱言道：「我們只是少數，機構及其他社工覺得我很激進。」他解釋部分社工只集中個人輔導工作，亦有部分因工作量過多而分身不暇。「社工有套『分工論』——他負責個人輔導、而這些社會運動是你有興趣，就你去跟吧。但這不是大家都要關注的嗎？」
現時，小白於機構主要負責外展及青少年範疇。他說撰寫申請津助的計劃書時，出資者會要求服務不斷創新，教他大感奇怪。「為何要創新？『以人為本』的工作理應深化與對象的關係。但現在的服務就是多到不斷疊上去。只求做到，不求做好。」諷刺的是，為了應付這類創新服務，冷待了原本的服務對象——街頭的年輕人。他嘆氣說：「當你少了機會走出街，就難以掌握他們的關係。唯有靠現在參加活動的年輕人介紹認識。」
取消「五年計劃」 福利規劃成散沙
LSG挑起矛盾，影響社工本位的工作；但早在1990年代，政府停止進行福利規劃，加上引入「競爭性服務投標制度」，社福界逐漸步入一蹚渾水當中。1973年至1998年期間，港英政府進行「五年計劃」，按相關政策訂立具體的社會福利服務目標，並每隔一至兩年進行檢討。
立法會議員張超雄稱，以前的檢討有服務使用者、機構等持份者參與，能夠回應民間需要，但政府在1999年以「欠缺彈性」為由取消規劃。張超雄批評現今社福規劃全無方向，猶如一盤散沙。「當年社會服務的人手、地方、資源均有詳細規劃，但竟然全盤打翻，是一場災難。」他推斷政府於回歸後停止規劃，主因是逃避責任。「政府怕未能達標時，我們會窮追猛打；原本是理性的規劃及資源分配，如今將權力集中於行政機關，透明度極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