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囚・下】回望非人生活 前少年犯自覺當還債：大把人比我慘
事隔十多年，紋身師麥以馬回望那段沙咀勞教中心的「非人生活」歲月，竟覺得是「合理」的，從沒想過要平反：「因自問曾犯錯，入來當還債」。他說社會上不公義的事何其多，好人也遭受貧病之苦，那些人的權益優先而非釋囚。然而他斷言絕不想兒子有相似經歷，似乎只是抱「阿Q」精神，令自己更能接受自己的過去多一點。
同囚共演
自勞教中心出來後，麥以馬多年來都沒將裏面的經歷告之過家人：「省得他們傷心擔心。」他曾告訴朋友，部分人覺得太誇張不相信；而過來人就會覺得「心照」，不用多說。
電影《同囚》的誕生，源於某次麥以馬和幾位「過來人」聊天時，眾人輕描淡寫地將上集的經歷當「家常便飯」般說出來，在旁的電影監製梁鴻華聽到後吃一驚，決心將他們的故事拍成電影。「梁生覺得很吃驚，但我們覺得沒什麼。」也許這班「過來人」都走過、合理化自己在勞教中心的心路歷程。
社工曾醒祥曾撰文寫道，前少年犯之所以不想為自己發聲，可能是因為當年在懲教所一直受到踐踏尊嚴的對待，他們最大的創傷就是覺得自己低人一等。在如此自悲的狀態下，他們是否有勇氣挑戰高牆或向公眾說明真相呢？
記者曾邀請《同囚》的其他「過來人」演員接受訪問，至截稿前也只有麥以馬一人願意。
合理化那段「非人生活」：「做錯事還債合理」
多年來，麥以馬從沒想過要為這段「不人道」的經歷「平反」，某程度上覺得這是「合理」的：「因為我是真的做錯過」。
他有一套自己的世界觀：「社會上不公義的事、要解決的問題何其多，好人也遭受貧病；要幫也是先幫那些沒犯過錯的人，而非釋囚。」記者問他是否自己歧視自己？他說也許是，他的自責或者深入骨髓。當年在勞教中心，據他所知有人坐的是「冤獄」、有人甚至是智障被騙成為代罪羔羊：「他們比我更慘，而我怎說也曾做過些傷天害理的事如打架傷人；因此入來『受罰』當還債，是合理的。」
但他也好奇，翻閱過一些心理學或教育學的文章，來合理化自己的經歷：「我有想過，為什麼少年監獄的待遇比成人監獄更苛刻呢？可能因為刑期較短，那如何可以令少年犯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得到『教育』呢？可能只能採取一些較激烈的方法。」
那這種「教育」是否真能令他「改過」呢？「短期是有用的。我剛獲釋的第一年，基本沒再犯事，因為被嚇怕了，不想再進去勞教中心。」他又以「寵物」比喻自己：「好像一隻寵物狗經常吠吵到鄰居的話，為牠戴上電頸箍，如果牠一吠就放電，應該是很有效令牠不再亂吠的。但這頸箍要戴多久呢？這做法又是否合理？」他認為理性上這是很實際有效的方法、但人性上的確不人道，而且也只能取到短期效果。「大概一年後我又開始混回黑社會，甚至成為一個地區的小頭目、管理及指揮別人打架及『收陀地』。是再後來約09年，信耶穌了才真正改過、脫離社團。」他認為待過勞教中心只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但最起碼「治標」了。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他笑說自己在沙咀時，可能患上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那時Sir體罰他們，某程度上算是「加害者」，但又不時跟他們聊天、說說人生道理。「可能他們長期對人太壞、我們又無處可逃；只要Sir間中對你好一點，你已經會覺得很感動感激。我現時對Sir沒有任何憎恨，他們某程度上教會我很多東西。」
臨離開沙咀勞教中心時，Sir又和他談心：「他問我，如果我去喪禮，會不會用紅色利是封做帛金。我說當然不會。Sir說，那就對了，所以人在不同場合要學懂有不同表現。」
回望那段經歷，他發現了另一個自己：「以前的我太自我中心，覺得做人不能戴面具，要時刻做自己喜歡的事。換句話說我以前是非常不顧別人感受的。但在沙咀，我發現自己『原來可以這樣』、『原來可以做到』。」但他也自言不是心理學或教育學專家，不能對勞教中心的文化是否合理、或其「教育」果效作出評價，只是自問已對那段經歷釋懷。
麥以馬現在33歲，是一名父親、是一名紋身師傅、也是一名新晉電影工作者。他現在身兼多個身份、又願意繼續挑戰未知的方向，他說也許和勞教中心的那段經歷有關：「原來我可以成為另一個自己。」他與自己的過去妥協，但不是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