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屋被刁難 要求看存摺 居港印尼記者：香港人總是看不起人
「我不想被看扁」
「香港人總是看不起人。」Veby是中國與印尼混血兒，爺爺是上海人。5年前來港在香港印尼報紙SUARA任職記者，她用一句說話歸納她多年來對香港人的認知。她記得初來香港時到一間洗衣店，她用英語與老闆對話。老闆問：「星加坡人？」Verby：「不。我是印尼人」老闆續問：「馬來西亞人？」Veby：「不。我是印尼人。」老闆還未放棄，仍問：「越南人？印度人？」老闆把東南亞國家的人全都搬出來，仍不相信眼前會說流利英語的是印尼人，Verby沒好氣地笑了。還有，她來港第一次租屋，一萬元租了一個銅鑼灣單位，業主連番要求要查閱Verby的銀行存款紀錄，「當時我只覺可笑，現在回想起來就得憤怒。她怎能侵犯我的私隱？她就是不相信印尼人有錢租屋。」一位記者沒可能妥協，「我妥協了，讓她看銀行存款，我不想給她看扁。」
自少習慣做少數族裔 10歲時被鄰居拋擲石頭
記者問：「你來香港之後成為少數族群，有什麼感受？」她聳肩而笑：「我習慣了。在印尼時，印尼人覺得我是中國人；在香港，大家覺得我在印尼人。」就像一條繩子的兩岸，她就只能站在中央，進退兩難。她憶起十歲時在街上遛狗，因為印尼人視狗為不潔，鄰居的孩子指着她不斷謾罵：『你是中國人，你是中國人。』又說我和狗都是不潔淨，然後向我們拋擲石頭。」她說，聖經中也有一位曾被拋擲石頭的女人，她是一位淫婦。10歲的女孩，卻被看待成淫婦一般。「我好難過，沒有哭，怒氣沖沖地回家，母親說因為他們什麼都不懂得，要寬恕他們。」華人於印尼是異類，加以他們一家不是穆斯林，而是基督徒，在印尼群體中，就是食物縺中的最底層。她父親明明是印尼人，卻花了多年時間與政府周旋，在法官面前宣誓他們一家都是印尼人，「因此直至我8歲時，才能拿到印尼官方出世紙，然後才能上學。」她家富有，可進天主教會學校讀書，有時候經過公立學校，那些窮家女孩都怒視著她。
下集：
【我不是家傭】棄周遊列國做大新聞 「同鄉」來港寫印傭故事：她們卻不喜歡我
印尼小島種族歧視 分「印尼人區」與「白人區」
「我不會忘記他們那種斜睨我的眼神。」長大以後，她在報館當上環境組的記者，某次到印尼婆羅洲（加里曼丹島）採訪。那是世界第三大島，晚上九時，她獨自穿梭於巷中卻迷路，九時多店舖都正在關閘，幾乎全街都黑漆漆，「我感覺到四周的人都在看着我。」那種斜睨的眼神似曾相識，像黑漆森林中餓狼群會轉動的綠色眼睛。然後，一位青年人駕着摩托車向她駛來，喊：「姐姐，你是中國人嗎？快跳上車。」Veby還未及細想，她跳上車，青年人載她回酒店，青年人對她說：「這裏晚上九時分為brown area（印尼人區） 和white area（白人區），你剛才在brown area很危險，他們會群毆你的。」諷刺的是，她既不是白，又不是啡，她沒想到在國家偏遠地區，種族歧視問題如美國50年代般嚴峻。
父親：不要說自己是中國人
直至高中，「中國人，還是印尼人」的身份認同問題一直盤踞Veby的腦袋。「我只記得父親常罵我：『不要說自己是中國人。中國政府也不會理你的死活。」為了融入印尼群體，Verby的母親有過人的氣量與耐性，即使是基督徒，還是到穆斯林的寺廟跟她們一起聚會，互相認識。「我們也改了印尼人的名字，也不會慶祝中國人的傳統節日。」10歲時被拋擲石頭的怒氣仍未息，於是她翻查歷史，明白一切歧視，源於荷蘭侵佔管治印尼時期（16世紀末至1942年），將人民由高至低等，區分為白人、印尼華人、印尼人三個等級，避免華人與印尼人聯盟抗荷蘭。「那些年，印尼孩子不能上學，華人子弟卻可以。而華人和白人的學府也要分別開來，我爺爺就是那時候從上海來印尼教書。」
因歧視 學會接納別人的不同
歧視，出於無知。因此，她想當記者，要把一切不公義都要寫出來，又可以去看印尼以外的世界。「因為被歧視，被排斥，自少我便學懂接納別人的不同。」但她驚訝香港人卻不曉得。她曾認識一位印傭，讀至高中遠赴中東做家傭，她儲下一筆錢回國，不用來起屋，卻跑去大學讀書，現在她是一位大學教授；甚至她認識一位德國記者亦是一名兼職的士司機。「即使是外傭，那只是她們短暫的工作，不是她們的身份。」記者問：「你在香港，有人把你誤當為家傭嗎？」她笑而不語，她笑，大概是「明知故問」的意思；記者又問Veby：「你為着自己作為印尼人，或中國人而自豪嗎？」她又連番大笑，這回我不解，然後她一臉認真地回答：「我只為人類而自豪。」
至於，Veby要來香港做記者的故事，下回再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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