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障人士爭自決 立法會上高呼：請停止把我們當成小孩
對智障人士，有人無知地恐懼，更多是認定他們反應遲鈍、能力差、無法判斷是非，永遠像小孩要人照顧。昨日立法會就「康橋之家」事件引出的院舍問題召開公聽會，會上就有兩位智障朋友發言，齊呼：「我們的事，我們要參與。」
輕度智障的周德雄說：「請停止把我們當成小孩，請依據《殘疾人權利公約》第12條，還我們成人法律身份，邀約我們重新設計及規劃所有為我們提供的服務。」
原來一群智障人士早在1995年成立了團體「卓新力量」，演繹自主、自決能力，可是在自我倡導的路上和應者寥寥，他們踽踽走來，已經堅持了21年。
10月18日，律政司撤控「康橋之家」前院長張健華性侵女院友，引發全城對殘疾人院舍的關注。卓新力量秘書周德雄（Simon）火速擬好一份簡易版圖文「立場書」，首頁列明：「院友要搬：要有知情權；要參觀新院舍；要有足夠人手幫佢哋適應新環境。」豈料不夠10天，又再爆出社署監察不力，從康橋搬遷的院友多人受傷，甚至有人走失。
我們本身就在社區生活
同為卓新幹事、有輕度智障和弱聽的許偉民在立法會上說：「我們似人球，被迫離家同陌生人一齊住，生活無自主、無尊嚴……智障孤兒就由3歲住50人嘅宿舍，到21歲俾人掟去1,150人無私隱無自由的大型人間地獄住一世。」
偉民談吐溫文，他口中的「我們」是自小交往但住院舍的同學，「七、八個不同需要的人逼在一間房裏，每個人只得8分鐘沖涼、半小時食飯，好少社區生活。」
在香港展能藝術會當辦公室助理的他，外出送件無難度，日常起居也能自理，只是「唔知冷唔知熱」，學不懂找衣服。他父母日漸老邁，以為院舍照顧周到而叫過他去，他堅持留家，「我們本身就在社區生活，同學無親人才焗住去。」
事實上，對於嚴重智障和面對「雙老」（自己五、六十歲，父母八、九十）問題的朋友，院舍是需要的，但模式如何，值得商榷。立法會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重提改建小欖醫院為有逾1,000個宿位的大型院舍。在場議員譏為「堡壘」；張局長強調新院佔地3.5公頃，「並非起得高高的堡壘，而是低密度，有好完善的環境有利康復。」
Simon認為院舍制度和服務過時，概念仍停留在七八十年代的安置模式，而政府千人大型院舍，「只是掛福利之名，六星級變相監獄為實。」他不禁問：「為甚麼我們得到的只是如寵物般的安置和照顧？」
我們一開始就是人
2008年，中國成為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締約國，接近九成活躍會員是智障人士的卓新，不停到中學、大學及社區搞講座、工作坊，辦互動劇場，積極推廣公約，展現獨立、自主的一面。但是，他們從來沒被社署看見。
「政府推行殘疾人士政策，甚麼諮詢、乜乜小組會有聽障、聾啞、肢體手語等等代表，但永遠不找智障人士，只找我們的家長。」Simon說。他在立法會上便直斥政府：「你們與家長的對話，不代表我們的意願。」
其實，智障人士自我倡議運動（self-advocacy）和People First概念共生，源自60年代一個瑞典智障者家長組織的會議上，有智障者決定要為自己說話，希望服務模式有所改變；類似討論在英國、加拿大和美國持續下去；1974年，美國俄勒岡州一群智障人士召開會議，提出厭倦了被人稱為「智障」，「我們從一開始就是『人』（people first），不是嗎？」「People First」之名由此席捲北美、歐洲。
今天，People First及自我倡議已是一個國際運動，遍及全球40多個國家地區。香港的People First就是卓新力量，偉民、Simon和一班卓新籌委在讀書年代已經在健樂會（康樂中心）認識。92年有人到加拿大出席了自我倡議者People First的會議，醞釀了3年，終在95年成為行動主導者，由一個前社工當助理和三四位家長義工擔當輔助角色。
馬不停蹄 工作抗爭兩邊走
說出自己的意願，爭取自己的權利，就是智障人士「自我倡導」的核心。多年來除了本地行動，一眾成員還連年自籌路費，堅持參與國際會議，向世界說出香港的情況，交流心得。偉民最近一次是在2013年花了3個月的人工去瑞士日內瓦聯合國講香港殘疾兒童的權利。昨日上立法會，他也是申請年假出席，中午完了發言環節，匆匆趕返工。
笑言自己界乎35至40歲的周德雄（Simon）告訴記者10月18日是他生日，本來約了朋友食飯慶祝，因為律政司撤控康橋前院長，他的生日就在與關注團體的討論中過去了。因為康橋事件，他去律政署、社署抗議，又上高院，遊行到政府總部。
在中度至嚴重智障人士院舍任職活動助理的他，平日放工後總愛畫畫、聽歌，為了準備昨天11月1日在立法會公聽會發言，連日來不停用電郵、電話跟到了美國出差的助理聯絡，講稿修改再修改，直到入立法會前還在和偉民綵排。
香港20 年 只得一個People First
Simon人很開朗，說話大大聲，但常常帶笑，很少望人卻很留心聆聽，應迅速對。像偉民一樣，他多次出國參加國際會議，最深印象是2013年的日本自我倡導者會議：「那次之後，日本各地一年內成立了十多個智障人士自我倡導組織，可香港20 年都只得一個『卓新』，唉！」
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助理教授黃敬歲，曾在國際會議上與卓新朋友同場發言。她早在2004年已撰寫《智障人士自我決策——職員培訓手冊》，對智障人士的權益尤其關注。她指出，卓新力量成立當年是全亞洲第一個People First，不過21年來仍是香港唯一的一個。
香港這方面的發展比日本、台灣滯後，她估計原因有三：一，資金問題。外國聯邦政府大力推動People First，在加拿大、美國均有好多分會；反觀香港政府沒有撥款，卓新成立至今都是靠自己籌款，十多年前才從政府支援本地自助組織的基金中獲得少許資助。
二，幹事本身有工作，投入有限制。「他們返工是自主、自立的體現，又返工又倡議，其實已經令人好佩服。」
三，文化。本地的智障人士服務如日常訓練、住宿等主流服務由NGOs提供，職員和家長普遍比較保守，「家長願不願意放手？職員怎樣平衡，猶豫給他們『冒險』幾多次呢？」黃教授多年推動職員去改變，可是她發現職員和家長之間仍存在很多矛盾、衝突。
自我倡導和自我決策是兩個層次。黃教授指出，前者是智障者代表自己出來爭取權益；後者是他認為自己人生最重要的東西是否可以掌握得到。最重要的是，無論服務提供者或家人，應在智障者小時候就要培養他們自我決策的能力，在學校、日常服務中培養他們多討論、了解自己的需要和好惡、以及掌握自己的看法，讓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築夢，有機會實踐自己的目標和夢想。
希望恢復成人法律身份
「自我倡導，先不說爭取甚麼，首先自己欣賞自己，需要自己發聲，不是由家長或專業人士發晒聲。」Simon說。「我們一樣有需要、有喜怒哀樂，家人離世會悲痛；同阿媽、家姐去旅行就開心，對康橋之家事件一樣不開心，只是有時不知怎樣表達出來。一般人無耐性聽下去，就以為智障人士有暴力傾向。」
在精神健康條例下，智障人士被定為「精神無行為能力」。卓新幹事在2007年想到個體承擔不起債務風險，於是想註冊成為有限公司，可是，法例規定智障人士不可成為董事，他們惟有邀請特殊學習需要人士加入。現在成員有自閉特色、痙癴、弱聽人士，不過接近九成都是智障人士，輕度、中度都有。根據《殘疾人權利公約》第12條，恢復智障者成人法律身份和取消監護制度，也是他們一直在爭取的。
智障，只是一個人有不同性格
37歲的偉民回憶自己讀書年代，「社會普遍覺得弱智很不正常，當你白痴、低B、精神病，始終是一種標籤，後來改稱『智障』感覺好少少，多了朋友膽敢走出來。」他父母支持他出來為智障人士權益奔走。Simon的家人則不置可否，只着他小心一點。
問偉民平日有沒娛樂，他總答「平時不就返工！」
「我現在人工六千幾，我覺得不夠自己生活，我們智障人士也一直希望獨立生活，我好想有自己的家庭，所以不斷好努力去搵錢。」特殊學校只許智障人士讀到中三，偉民01年開始工作，做清潔和辦公室助理，最高峰時做3份兼職，加起來月入不過5,000元。他靦腆地透露雖有心儀對象，但不會出撃，「我目標是七八千一個月才考慮拍拖。不過，六千幾去到七八千，其實要等好耐時間。」他耐心地解釋。
問Simon對將來有何冀盼，他像吹蠟燭一樣抱拳合上眼，說：「我希望香港好似一條七色彩虹，可以包容不同的人，沒有標籤。有個標籤，其實好辛苦。」
他坦言以前有少少怕人家知道自己智障，「但出來倡導，就要特意講出來。智障不是病，只是大家要理解多一個人有不同的性格，就如生、老、病、死，我們所有人都一樣。」無關乎「智障」，他也像許許多多後生仔一樣，感情問題曾令他跌進人生低潮。
說到底，莫論智商數字，他／她首先是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