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示威者的恐懼與堅持 為什麼選擇衝擊立法會？（一）
生命與前途是一個人最大的代價，在7月1日，一群年輕示威者背負法律風險，以鐵通、鐵馬、鐵籠車撞破立法會大門，闖進大樓內。特首林鄭月娥漏夜召開記者會譴責暴力行為。衝擊立法會，是衝動的行為，還是年輕人的絕望呼喊？年輕人在想什麼？剛剛大專畢業的Danny（化名），積極參與整場反修訂《逃犯條例》的社會運動，再三走在示威前線。7月1日，他隨其他示威者衝進了立法會大樓，他說這是多年來的政治抑壓大爆發，也是年輕人對生活、前景毫無希望所作出的控訴。
從和理非到勇武 一切由「佔中」開始
二十出頭的Danny憶述，自己首次政治參與是2014年「佔領中環」前夕的大專罷課行動。隨着9月「佔中」展開，Danny全程投入社運，參與了學聯於當年11月30日號召的升級行動，一度佔領了龍和道，但迅速被警方清場，這次經歷促使他衍生了「勇武抗爭」的念頭。「和理非方式喺過去成功爭取嘅例子，你數到幾多？又見到警方武力清場，當時勇武係新嘅希望，我願意去追隨呢個理念。」 Danny認為，政府執政作風強硬，拒絕聆聽市民以和平方式表達的聲音，更派出警方以武力驅散示威人士，才令勇武路線萌生。
「有好多人講『以武制暴』，我係非常之認同，遇到警方武力鎮壓嘅時候，我哋係冇可能唔還手、唔反抗，坐低畀人拉、畀人打。外國嘅傳媒同政府知道，大家都係Noted with thanks，唔會出手去幫你，所以唯一可以改變現況嘅，就只有靠香港人嘅一雙手。」
早年香港有人提倡公民抗命，很多人拿出羅爾斯（John Rawls）的《正義論》中對公民抗命的解說：公民抗命是人民透過和平手段挑戰政府的指令和法律，並接受法律制裁，實行道德感召，但這個抗命手法只適用「近乎正義」的社會（nearly-just society）。
在反修例運動之中，「不受傷、不被捕、不譴責、不割蓆、不篤灰」成為示威者的教條，他們開始接受和平以外的示威方式，甚至帶上口罩遮掩面容，以免負上刑責，與和平及主動接受刑責的公民抗命有所不同。Danny認為，過去的手法已經動搖不到強硬的政權，長此下去不單無法爭取成果，他還擔心示威者遭濫捕和濫告，故應好好保護自己，甚至相信在適當情況下使用與警方相同程度的武力反抗。
曾助本土派選舉 今終「入」立法會
「佔中」之後，Danny直言感到相當無力，「佔咗咁耐，到頭來政府繼續漠視我哋嘅訴求，難免有灰心同挫敗感。」休息和沉澱一段時間，他又再次起步，投身學生運動，「人大咗睇化咗，覺得政府唔理都好，輸咗呢一刻都好，唔代表輸成世。仲有好多人一齊奮鬥，唔可以撇低佢哋。」
除了參與學運，他還在2016年的新界東補選中，支持本土派候選人梁天琦。「𠵱家我哋唔會自稱本土派，但嗰個年代我會話本土主張最符合我，而當時本土派最具代表性一定係梁天琦。」 Danny說，「佔中」之後，社運氣氛有向下走的迹象，而梁天琦帶領了不少本土派青年重投社運，「某程度上，除咗精神領袖，佢仲比好多人一個希望。」在同年9月的立法會地區直選，Danny再為本土派組織助選，惟最終未能擠身立法會，亦有同一派系的當選人被取消議員資格。
「立法會一路都係由建制派佔多數，成個議會腐敗不堪。直至呢幾年，我哋有新興嘅領袖、派別，好似本土派咁，佢哋搵人出嚟選，結果門檻都未過就畀人DQ咗。結果好搞笑地，我哋冇代議士入到立法會，但我哋用一雙手打到入去，我覺得係奇蹟。」 Danny形容，本土派屢次錯失進軍立法會的機會，示威者如今「闖入」了立法會，令他有一種釋懷的感覺。
2016年選舉失敗，隨後的社會運動也碌碌無為，社會議政氣氛淡薄，Danny再次懷憂喪志，「可能都覺得攰，覺得自己需要時間休息，適逢2017至18年都冇太多大事，索性就翹埋雙手唔理就算。就算明日大嶼人工島，見到政府拋幾多千億去起『大白象工程』，可能係網上面睇完新聞就算，唔會想理太多。」直至最近，他再次燃起希望，「出返嚟唔係因為一個議題咁簡單，而係見到香港人整體嘅轉變，大家都想再做啲嘢。6月9日100萬人遊行，嗰次就係我久別戰場一輪時間，行返出嚟嘅第一次。」
林鄭月娥在6月15日宣布暫緩修訂《逃犯條例》，並指相關修例工作已停止，社會有聲音不滿政府的回應，繼續發起一連串示威行動，甚至愈演愈烈，最終發生7月1日衝擊立法會事件。有人質疑，當日立法會既無會議，也無人在內，衝擊行為純粹發洩，無任何意義，反而會令衝擊者冒着承受刑責的巨大風險。衝入立法會的青年，又如何回應當晚的行動意義？
沒有人的立法會 佔領來做什麼？
「就算冇人都好，立法會呢個地標，我可以講係非常值得去衝同佔領。」 Danny堅持自己和衝擊者的決定。對他來說，立法會議政功能已經失效，在沒有全面直選的制度下，無論派出多少個民主派議員參選，他們的意見都會成為投票中的少數，「而打住港獨、本土旗號去參選，你連閘都未入到就會被DQ。」言談間，他流露出對議會和香港民主進程滯後的失望，又形容立法會淪為政府的橡皮圖章，功能組別等選舉制度的缺憾，造成了建制派壟斷的局面，而衝擊立法會的行動，就是為了撕破立法會的虛偽、「假神聖」面紗，並將之公諸於世。
我會去諗到我身邊嘅人，屋企人或者可能未來嘅下一代也好，希望佢哋可以生活喺一個健康嘅香港，而唔係好似𠵱家咁腐敗不堪……好多嘢都試過，政府都係唔理，冇其他方法。
撇開政治 現實生活也苦無出路
「我會去諗到我身邊嘅人，屋企人或者可能未來嘅下一代也好，希望佢哋可以生活喺一個健康嘅香港，而唔係好似𠵱家咁腐敗不堪。」對Danny來說，一個健康的香港應該在自由上得到保障，「言論自由、集會自由，法治上真係受到一定保障。諗掂呢啲最基本嘅嘢之後，都係想民主人權，好似西方開放文明社會咁樣。」他認為，在缺乏自由或者自由一直被剝削的社會中，人民等同於失去靈魂的群體，就算現實生活富裕，也不能享有健康的精神生活，而香港正正面對這個嚴峻境況，因此受過教育、懂得批判思考的香港青年才會鋌而走險，「好多嘢都試過，政府都係唔理，冇其他方法。」
原本旨在完善跨境司法合作的《逃犯條例》修訂演變成一發不可收拾的政治抗爭，Danny所說的憂慮無疑是挑動抗爭者情緒的關鍵因素。在這場運動中搶奪政治話語權的博弈裏，政府的離地、傲慢與粗暴換來近乎毀滅的代價，林鄭月娥承認修例工作完全失敗之餘，也指出民怨爆發反映了社會的深層次矛盾。Danny認同，除了政治訴求，年輕人也面對生活的絕望和壓迫。「年輕人嘅絕望我覺得唔難理解，由一出世開始，其實成條路係難行，亦都係冇得選擇。咁樣去整定一條路去畀人行，乜路唔係人行出嚟嘅咩？」
Danny解釋，現時教育制度相當荒謬，不斷灌輸一套「讀書、搵錢、買樓、結婚生仔」的錯誤思想，為年輕人編製了倒模一樣的人生劇本，「唔係咬住金鎖匙出世，你住公屋，你環境唔係咁好嘅，你輸咗喺起跑線上。而房屋需求咁簡單，一個人需要有嘅嘢，但香港政府都係提供唔到。」 Danny說，任職文員的他現時月入13,000元，買樓已不在他的目標之內，但求三餐溫飽。
面對上一輩人指摘「廢青」，Danny沒有遷怒他們，「佢哋後生嗰陣時都有奮鬥過，跟住達到今日呢個成就。然後上左岸就話你班『廢青』點點點，『點解咁不濟呢，大好機會都搞唔掂，唔能夠去買樓儲錢。』但其實根本冇得比較，以前香港環境同𠵱家新一代嘅環境，物價、樓價等等完全係天與地。我可以大膽講句，比着佢哋大部份人身處喺𠵱個環境下，一開始屋企唔係富裕，佢哋一樣係非常之難搵到一個機會去創出一片天。」
Danny總結，年輕人在生活環境中的絕望，主要來自種種政策上的失敗，令年輕人感到沒有「機會」。「好多人連三餐溫飽都難以維持，咁呢個地方根本係冇希望。唔好話買樓，唔好話下一代，因為大家都唔想生仔，等自己下一代繼續受罪，好老實講，真係見唔到希望。」
繼續閱讀：七一示威者的恐懼與堅持 為什麼選擇衝擊立法會（二）
上文節錄自第171期《香港01》周報（2019年7月15日）《七一示威者的恐懼與堅持 為什麼選擇衝擊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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